三十多年前，我的老家詹家村南头有一口老井。老井修于何时，已无人知晓。听村里一位老先生讲，他小的时候就有老井了。

老井井口直径约有两米，用留有比水桶口径稍粗圆洞的木板盖住。井壁上布满绿苔和砖块脱落的凹痕，透出沧桑古朴的感觉。井下水面距井口大概有七八米深，这是当时公认的村子里的地下水位，而且许多年变化不大。井沿上立着壮实的水泥柱子，上面安着结实的辘轳，辘轳上缠着一圈一圈的麻绳，绳梢拴着铮亮的铁钩。

别看老井在关中平原十分常见，但它在村子里的作用不可小觑，因它喷涌的是村里近一半人的生命甘泉。

绞水时，人们用铁钩钩住水桶，将钩口卡好，用辘轳将水桶快速放下，待桶盛满水后，再用辘轳绞上来，然后用架子车拉或用担子挑回各自的家里去。那吱纽纽的绞水声，如同一首悠悠的岁月歌谣，伴随着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到大人们老到地绞水，我和伙伴们也跃跃欲试。大人一摆手：“去，别逞能，小心水没绞上来，就让辘轳把你们打到井里去了”，伙伴们赶忙边吐舌头边往后退。等大人们离去，我们才又小心翼翼地爬上井口，看到清亮亮的水面上倒映的孩儿面，感受从井里飘出的阵阵凉气，笑声在井壁间回荡。

老井旁长着一棵一搂粗的泡桐树，树上挂着一口大钟，那安排上工收工的钟声，犹如古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鼓点。詹大伯身兼饲养员和敲钟两职，在他抡起大绳牵动钟锤敲钟的时候，那高大形象丝毫不亚于电影《地道战》中的高老忠。大树硕大的树冠和密实的叶子，在老井旁遮出了一大片阴凉。大树下的老井，因而成为村子里的重要地标，更是乡亲们歇脚纳凉的好去处。村里人开会学习、安排活计、商量事情，都习惯放在老井旁。特别是夏日傍晚，人们乘着习习凉风，端碗揣壶、手摇蒲扇聚到老井边，喝茶听戏，海谝闲聊，享受一天中最为悠闲的时光。

村西与郭家村的交界处，有一条沟渠，每到夏季便水深齐腰。我和伙伴有时提上担笼，抓住沟沿上的柳树，在渠边打上又肥又嫩的猪草，便可以让圈里那几头拱着吃的家伙，美美地过一顿瘾。那时，不操心的我们竟有意外发现：沟渠内水的多少与老井里的水位高低竟有关系，渠水愈多，井里的水位亦愈高。大人们说，井和沟渠都是长在大地身上的血管，自然是相通的。

有年冬天，区里欲经过沟渠所在的位置，修一条南北走向、几十里长的大渠。村干部讲，大渠修好后，城里水茅化的肥水将直接流进沿途的田里。乡亲们既可省去浇地的水，又能省下上地的肥，天大的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在“农业学大寨”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修建那样的工程并不难，大渠当年冬天就完工了。在人们眼巴巴盼着肥水流下的时候，才又得知，原来打算从大渠流经的并非什么肥水，而是城里工厂的污水，流向的目的地是村北几里外的渭河。幸好决策者顿悟，加上沿途村民反映强烈，污水最终没有流下来。附近村民又蚂蚁搬家似地，把大渠上的土用架子车拉回垫了猪圈。

后来，南面的城里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城区向北扩大已不可逆转。老井慢慢绞不出水来了，任凭人们使劲往深掏挖也无济于事。老井不得不被废弃了，填平了。填井那天，乡亲们放起鞭炮，流下泪水，像是祭奠一位流尽了最后一滴乳汁的老母亲。

老井没了，以前依靠老井吃水的人们，不得不在自家院子里打井，再接上水管，安上压管，那时井深已达二十多米了。没过几年，压管井也压不出水了。大伙又继续把井往深里打，安上潜水泵，那当儿井深已是五十余米了。再后来，潜水泵也泵不出水了。没有办法，村里只好统一打井，又在上面建起水塔，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那会儿井深已突破百米了。

论说，有了自来水，再也不用从井里绞水担水了，人们的生活方便多了，可乡亲们却还时常怀念从老井里打水吃的日子。大抵因为有些东西的获得，是以失去另一些东西为代价的。而那些失去的东西，或许承载了乡亲们自然纯朴的记忆和难以割舍的情感！(汪清龙：陕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  联系地址：西安市北二环与朱宏路立交桥东北角陕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