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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已经过了冬至，数九从此开始，离过大年也没有几天，屈指可数了。对于过年，我感慨万千。
三元钱的年欢天喜地
没有经过大集体时代的人，不知道那时的艰辛。那时候虽然日子苦，老百姓乐呵的多，这也许就叫做那个时代提倡的：“穷棒子精神”吧。
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宣传队，大队有高跷队。一进冬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锣鼓之声相闻。尤其是高跷队的锣鼓声一响，震得人心儿发颤。能够进入文艺队或者高跷队，是最大的光荣，一般都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份，地主富农的子女没有特技和表现特别好是进不来的。我们队里徐耀华，是个地主子女，高跷队里扮演白蛇，他单腿跳过一米多高的方桌，放八字不用人扶，一个鹞子翻身就立起身，常常让人们喝彩声不断，才成了高跷队的队员。
腊月天，滴水成冰。生产队开始文艺练兵，准备过罢年，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邀请周围生产队的文艺队来村子里演出，生产队的文艺队也要到周围的生产队演出。
一根铁丝绑一疙瘩烂棉花，往废柴油桶里一蘸，点着后，浓烟滚滚，油点喷溅。一场演出下来，演员成了烟熏猴，身上油迹斑斑，可是谁又不再乎，反而引以为荣。
看演出的社员更辛苦，几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演出，一场三四个小时下来，纹风不动，我知道为什么，怕一旦离开，没有好地方。因为剧场的规矩是：“地方是伙的，你走就是我的。”
社员们辛苦一年了，要过个好年了。那时候每一个男强壮社员一天工分是一个日工，最好的生产队一个工值四角左右。还有的个别生产队倒分红，只好不分红。
我家九口人，父亲和母亲一年下来挣了800多个工分，按三角钱计算，一共280元，口粮每人380斤，平均一角五分计算，口粮款是57元，九口人是513元，倒欠生产队233元。如果再加上瓜菜钱，过去的欠款，数目是个天文数字。
过年了，能分上红的社员，生产队每家给借五元钱。没有分上红社员，每家给借三元钱。就这三元钱，精打细算的妈妈，安排的井井有条，让全家人欢天喜地过一个革命化的大年。具体安排如下：
半斤酒0.4元；川字砖茶一小块0.4元；蜡烛二只0.16；香烟三盒0.39元；调料0.3元；糖块0.3元；火柴5盒0.1元。
【以上物品凭供应票买，想多买也办不到。】
还要买五个麻雷和一版小编炮花0.3元，红字一张0.05元；给妹妹买红头绳之类花.0.2元，你看看，就这三块钱，过年还是没有花完，换成五分，二分的纸币给孩子发压岁钱。
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1973年春节期间，是我当了民办教师的第二年。被驻大队的工作组组长看中，临时借调到工作队当宣传员。白天给学生上完课，晚上和工作队到生产队宣传文件，组织文艺宣传队，写新闻报道稿。虽然累的冒虚汗，脑袋还是轻飘飘的，成为了借调干部。
年前，和工作队一起访贫问苦，到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
到了永顺二社一户姓张贫农家，比我知道最贫困的人家还要困难。全家七口人，只有二床破棉被，炕上没有炕席，病老婆起不来床，一直在哼哼。老支部书记和工作队长一商量，让生产队多借给他家二元钱，到三道桥给他女人看病。正好公社有慰问品，大队还分到棉被一条，让我给写了介绍信，再盖上大队的公章，让他早点领回来。
就这么一点点温暖，让那一家人千恩万谢，要磕头，被我们挡住了。
过罢了年，我一起和文艺宣传队，高跷队又到了永顺二队慰问军烈属，演出文艺节目，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了，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人们互相拜年，问好。
这时，二社社长把我拉住一边，神秘地对我说有老书记活动，我只好跟着去了，原来是到姓张的贫农家，他们家要请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去他家喝酒，我只好去了。
一进门，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个老婆的病好了，高兴的的像个孩子。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炕上摆开了二张方桌。老书记和工作队的人早已入座，我因为年轻，可身份还是有的，被安排在老支书旁边。
一大盘胡麻油调黄豆芽，一大盘猪头肉，一大盘拌粉条，一大盘咸菜，已经是够丰盛的了。
紧靠炕沿的大锅里，一锅茶热气腾腾，上下翻滚。给我端来了一大碗茶，烫的不敢挨嘴唇。
姓张的老贫农，从南凉房双手抱来玻璃瓶装的半斤酒，乐呵呵地放在滚烫茶水锅里，让酒温热，好招待大家。
谁知，冰冷酒瓶一进入滚烫的茶锅里，只听：“嘣！”清脆的一声，瓶底掉进锅底，手里拿着半只烂玻璃瓶。半斤酒，全部和茶水和在一起。
姓张的老贫农气得要踫头，病刚好的媳妇放声大哭。还是老书记临阵不乱，有办法。对姓张的老贫农说：“酒倒进了茶水里更好，招待的人多，心意我们领了，茶当酒喝！”
听到哭声,人们都赶来问询，当知道了这种情况，也附和着说：“我们一起喝。”
我只好勉为其难，端起一碗酒茶。好浓烈的酒味，直冲鼻腔，刚闻到这酒味，就让人头晕。一碗下肚，几乎醉了。
这一大锅酒茶，老书记喝了，工作组的喝了，乡亲们喝了，高跷队和文艺队的演员们喝了。不一会儿，喝了个底超天。
所有的人都有醉的感觉。佳话也传开了：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我的手表可能停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中央到穷乡僻壤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年前，工作队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社员大年三十上午还要大干，担土送肥搞突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放假。那时，队干部和驻队工作组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上午的突击，我已经腰背发麻，浑身冒冷汗。
工作队还规定，晚上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被捉住的赌博人员到生产队清除牛圈里的杂草和粪尿，时间到晚上十二点。
监督他们干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最年轻，家又在生产队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酸酸的，总觉得不是滋味。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当了几天国民党警察，属于公安六条人员，今天检查，明天交代。我在会上辩解，我父亲是参加起义人员，他们还是揪住不放。
再看看平时，三岁的娃娃，半道拦住地富反坏右分子，让低头就得低头，说批斗就批斗。大小会上，他们戴着高高的纸帽子，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用红笔打了叉的大纸牌子游斗。这不，大年三十还要干到晚上十二点。
眼看着家家户户灯笼点亮了，马雷也稀稀落落的响那么三二声。天黑的对面看不见人，我一看手表，才晚上8点零5分。本来，我对这个任务打心眼里不满意。再说，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心一横，说了一句：“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回家去吧！”
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看着我们。不管他，过了年再说。
过了年开学不久，工作队长找我谈话，询问大年三十的事。我说按规定，晚上十二点收工。工作队队长摇了摇头，我又说，可能是我的手表停了。
就这样，一句话：我的手表可能停了，我被取消了借干身份，我又开始全心身去教书，写稿子的事，工作组一直让我干到运动结束。
内蒙古杭锦后旗三道桥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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