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里，那些闲云野鹤多幸福呵

春天的屋檐下，鸟雀的鸣叫声总像一首小令

平原辽阔，一些甜而苦涩的梦的翅膀

栖落在遒劲拙朴的树桩上

时光流转，仿佛陀螺仍在冰面上飞旋着

镰刀仍在草丛间挥动着，打不完的猪草

砍不够的柴，课本总是读到一半就毕业了

羽翼未丰嘴角鹅黄稀里糊涂就长大了

几处补丁，透过满身散发的泥土味

在阳光下闪烁，青黄的粮票布票似乎总是羞于见人

白面馍、拉条子、烤羊肉串等美食，几乎跟我

毛毛钱关系都没有，而梦想中的红月亮又在哪里呢

刮黑风的年代，坚韧的童心上划过一道亮色

甘于贫穷，甘守寂寞，却不甘心受凌辱和摆布

善良和诚实，是我骨血中的传承和积淀

劳动与济人所难，是我小小肩头上勇敢的承担

不复再来的童年呵，将悔与痛、歌与哭交织在一起

改变的只是容颜，不变的惟有忠诚与感激

旧屋拆了，同学散了，小芳嫁了，但乡音还在

在村头，高音喇叭里正飘逸着一支和谐美妙的春光曲

——选自拙作《回望童年》（刊于《绿风》2007年第四期）

说实话，我对童年印象最深的，是它多彩的韵律。尽管那时很穷，心也纯净，但无论时光怎样流转，我对童年的追忆不减、热望不退、眷怀不灭，将那笼着纱的影像复又水灵灵地提起。

就像我在《回望童年》里写到的乡野遒劲的树桩、清丽的鸟鸣、高耸的喇叭、飞旋的陀螺、皎洁的月光；在《零散的时光》（随笔）里写到的凛冽的寒潮、透风的门窗、干瘦的柴火、哭泣的发糕、暗黄的书本……这小小心灵里的感觉，随那高呼万岁的声腔，一同进入到梦幻般飘忽的记忆里。

然而，我那时的心却是热的。热热的手脚，久也不退的高烧，险些将我的左肺弄坏。母亲言传，我在说胡话的时候，手里举着一双破袜子，嘴里不停念叨：“我要上学，我要上学！”待休学半年后，我的数学就跟不上了，有次期中测试好像竟得了零分，及至后来考大学时也没及格过。

这些因与小伙伴在河坝里玩水染上的悔痛，至今也难以销蚀掉。而在这之前，我的背功却是相当好的，每遇老师提问背课文，不论多长的篇什，我都是头一个举手，站起身连标点都不落就背完了。但到后来不管考什么试，脑瓜子基本就不灵了，只能凑个大意，就这般混到了今天。

脑瓜子不怎么灵光，勤奋和用心足可弥补。运用比较活泛的理解记忆法，可避免死读书，将记忆对象不止停留在一个点上，这样会激发许多学习的乐趣。后来的事实证明，此法甚好。为了巩固记忆效果，母亲让我每天保证八小时睡眠，早晨摄入一个鸡蛋，外加适当的体力劳动。尽量放开心胸和眼界，也是母亲教我自觉融入自然的有益尝试。

那个时候，我约六七岁，由于“右派”父亲受压、母亲跟着受苦，我还没有正式入校念书，都是母亲在家抽空教我写字、画画、算算术。父母外出干活时，就把我反锁在土坯屋里，我睡醒了就想出去玩，门推不开就哭，后来爬到土制的只有一扇玻璃的小窗台上哭，哭完了就看窗外公路上行驶的运煤车，看着看着就又睡着了，那些年大抵如此。母亲说不是这样的，有也是偶尔为之。我挨了那么多寂寞，掉了那么些眼泪，心里再清楚不过。我怀疑母亲是在搪塞我当时的懵懂无知。

到了八九岁，我开始帮家里担水、喂鸡、养兔子、挖菜窖，到不远处买些生活用的零碎，记得仍还没有上学，可能是父母太辛苦，顾不过来。到远处一条河的泉边挑水时，由于体格小，扁担前面只吊个小桶，后面挂个小茶壶，往返跑七八里地，中途休息几次，也就不觉得多累。那时还不怎么有打猪草的活儿，最多只到屋后菜园子里随便薅点草，喂喂猪和羊，也喂小兔子。

在额敏县库鲁木苏三队公路边塌方后头住的时候，四队熟人家的小朋友常下坡到我家门前打羊拐、转陀螺，我也上道班家属院跟他们玩三角、捉迷藏，上下约莫两里地。因为父母都是学医从教下放到农村的，接触人多，我认识的小伙伴自然就多。我在三队和一些哈萨克族小巴郎也玩得来，至今都不曾忘记的一口标准且比较流利的哈萨克语，就是当时跟他们学的。他们也学说汉语，就是略带一点湖南口音，听上去挺特别的。

父母忙活了一天回到家，要洗衣、种菜、喂养家畜、照料孩子，附带给人瞧病。母亲烧火做饭时，我们几个就偎在一起，听她教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红色娘子军》等歌曲，另外比划一些简谱。几个孩子中，属我学得最快，母亲哼几遍下来，我就能完完整整地自个儿清唱了。后来上师范教书，母亲灌的这些耳音，真就派上了用场。

迁往四队时，我十岁多一点，入校就直接上了二年级，在不同年级混搭的复式班里度过了四年，直到小学毕业。也不知当时教我的周梅、郭凤英、谢风暴三位老师现在过得咋样，小伙伴们翅膀硬了都飞到哪儿去了？

春秋时节，散学回家后，队里的几十个孩子就结成团儿，到附近的田野谷地里打猪草。我们认得最多的是蒲公英、白花藤、野蔊菜，也有灰灰菜、野竹笋和荨麻之类。尤其遇到礼拜天，下午把猪草挖齐了，我们就有时间到菜地沟上面的塌方里掏鸟蛋，或干脆分成两泼人打土仗。有时尽兴玩到天黑，红月亮都升起来了，才手推肩扛地往家赶，并不觉得害怕。

白天，我们在打猪草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蛇。起先，我们绕着蛇走，每个人都有点怯。后来，我们就鼓起勇气将大蛇从洞里拖出来打，用镰刀铁铲挑进烧着的芨芨草墩里，只听得哧哧啪啪地响，等蛇肉烤熟了，却没人敢吃。

暑假期间，我们十几个孩子也常进山打野果子喂猪，人也吃。清晨，我们带足干粮，赶上牛车或驴车，唱着歌儿走上十几里地，就到了山脚下。东山上有几十条沟，我们去得最多的是蜜蜂沟、野猪沟和水磨沟。到了地方，我们先在水草好的地界打上桩，把牛、驴卸了套牵过去绑结实，再把干粮藏好，掂上袋子和镰刀就进沟了。要数九十月份的野果子最好打，只要在果树底下铺上大毯子，人在树上猛晃猛敲，只听噼里啪啦一阵骤雨似的，树上的大部分野果就落了地。运气好的话，一棵树的果子就能足足填满两麻袋，可叫人乐的。

这个时候，父亲也带我和弟弟上山砍柴。寒冬里，我们会吃很多苦，夏秋季节就要好许多。父亲教我们挖柴火时，先用左脚把刺土条儿踩实，再举起坎土曼使劲向根部挖去，然后用双腿一勾一拢，半捆柴就成了。秋天，我们用芨芨草捆柴，其他季节就散装在车上，用一根横木压柴顶，再取两根粗麻绳绑牢。有时柴砍多了，怕牛或驴拉不动，也怕车胎爆裂，就把柴留在原地，等下次来时一齐运走。稍长些时，用不着父亲带，我和弟弟就能顺利完成任务了。

农闲时，我们向队里的大田积肥，清除仓库顶上的厚雪，为军烈属和五保户挑水、扫院子。为了给大人减轻负担，我们没怕过苦，几乎什么都做。“右派”父亲受压的年份，队里的玉米棒子丢了，草湖里的草被谁割去了一片，或是马号里的马莫名失踪了，有人就找茬，硬要诬赖到父亲头上，要拿父亲批斗。民兵来家里寻人，孩子们就组织起来用弹弓射他们，吓得他们抱头就跑。我们趁机将父亲藏起来，母亲便让父亲偷偷赶牛车去远处行医，免得再受他们欺负。

那些年，因为经常吃不饱，许多人得了营养不良症，父亲就领我们趁黑下河摸鱼，熬鱼汤喝。这样的事会常有，我们也乐此不疲地跟父亲去，觉得挺好玩。为了一家人有饱饭吃，父亲主要是靠着队里的保管员，弄些仓底粗糙的小麦、玉米什么的，扛回家磨成粉，做成不同样式的饭食充饥。也有靠行医问诊得来的馕饼和土豆、萝卜、皮牙子，一块儿掺着吃。我们那时都穿补丁衣裤，吃食又没啥油水，我们却并不喊叫，早早就懂事了。

及至迁到二队，我们大都上了中学，父亲平反，分田到户，日子也就开始好过起来。现在想想，我那不复再来的童年，都涂抹了些什么颜色呢？宛如一只万花筒，齐聚了我那时稚嫩的爱、快乐的担当、无语的忧伤和静静祈盼的远景；又像是一行北上的雁阵，寄予了太多梦幻般膨胀的游丝，忽复跌入现实贫穷而寡淡的生活里，始终无法挣脱。

这些灰暗冷凝的色彩，大抵是附在了我童年的肌肤上的。而那些“闰土式”的憨朴与纯真，又会不断增添着我的乐趣和无限的憧憬，将我引入花树丛生的理想国里去。

而时光匆匆，我似乎是更加热爱着我童年的色彩了。想那当年欺辱过我的人，张牙舞爪的人，卑鄙无耻的人，无中生有的人，指鹿为马的人，胸无点墨的人，吊儿郎当的人，我就真的会怨忿他们吗？不会的，都请放宽心好了。找个空闲，我将踏上故乡的路，专程去看看我那昔日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呢！（张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