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人，都不会忘了那些饿肚子的日子。春天的时光在诗人眼中或许是有几分浪漫气息的，但在农家孩子看来，却是一个可以寻觅食物、找到救济的季节。

　　柳树刚绽出新芽时，我们就挎着竹篓子去找那并不多见的野菜了。目蓿是我们的首选。它总是随意地长在大路边、山坡下、田埂上。它弯弯的根茎上挂满品字形的叶子，密密匝匝、蓊蓊郁郁。这种野菜的生长规律有点像冬小麦：秋天的种子不经意地落到土里，经受严寒冰雪折磨后才从黑暗的土壤里长出鲜嫩的叶片。它们往往成团成片的生长，就像春天的眼睛。若土质稍松散一点，那长势就非同一般了。有风的时候，目蓿就轻摇叶片，像张开的笑脸、舞动的手掌，让人顿生一种新奇和爱怜。

　　将要黄昏，远山衔着夕阳，玫瑰色的晚霞落到了目蓿的身上，这东西就多了一份妩媚。站在落日的余晖里，看那敷了胭脂的叶片儿，幼小的心灵里似乎暂时忘却了饥饿对肠胃的折磨……我不停地剜起这可爱的小苗，摔掉土粒、杂草后装到竹篓里去。暮色四合时才迎着清风，挎着沉甸甸的竹篓迈进了家门。祖母就在月光下濯洗那几乎拿不上手的野菜，然后切碎倒进翻着水泡的锅里，让它跟那稀稀落落的已半熟的大米一起煮了。

　　目蓿总是有限的，何况剜它的孩子很多。于是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一种叫“猴丫”的野菜。它体形高大，一棵能抵几十棵小目蓿；它四周呈齿状，茎叶十分脆弱，若不留神给碰断后会流出一些白色的浆液。那东西沾到手上粘粘的，舐一下会觉得很苦。我问祖母，这么苦能吃么。祖母却笑着说：“苦，总比没有强。”苦也得吃，也算是一种生存法则吧。可苦菜不管这些，它不愿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生长。有一次雨后，我们到远处的一个老屋场剜“猴丫”，累得两眼冒金花，结果也只剜了一小篓。但祖母见了很满意，眼睛眯成一条缝。她忙活一阵，就将这苦菜下到锅里。这时，就有好几双眼睛贪婪地盯着锅里那白里带紫的饭，好像是在欣赏一盘耀眼的碎玉。有人在搅动舌头，更有人在流口水。

　　早春的野菜，如地米菜（荠菜）、黄花菜、麦拉蔓、黄花苗（蒲公英）都陆续从土里钻出来，长在深沟里的野芹菜也开始抽青，但因各家粮食缺口太大，这些东西刚一露头便被人掐走了。饭里是不能少了“掺货”的，这似乎成了当时农家过日子的定规。在野菜无法保障供给的时候，父亲就下到地窖里取红薯，不过，每次只用箕畚装七八个上来，仿佛这样就可以取之不尽了。其实，是怕孩子们把红薯当作零食吃了。我那时见父亲这般做作，便偷着用削尖的竹子探到窖里将红薯提起来。结果就被父亲用那戳过红薯的竹子打了屁股。

　　春季转眼就过去了。野菜越来越少，公家的粮食供应换成了麦面。从队里分回的面粉在重量上是不会超过大米的，没有哪个农家敢于拿了它做一回馒头和面条。因为太少了，只能掺了黄瓜、南瓜或其它东西一起煮成面糊粥。那时，我的一个妹妹才两三岁，正是不懂事的时候。她一见到那粘糊糊的东西就哭闹，不停地嚷着要吃饭。那天晚上，父亲因跟人拌了嘴心里不痛快，见她哭闹不休，便拿好话哄她。可无济于事，相反越闹越凶。父亲便来了性子，提起她的胳膊将她扔了好远，脸都蹭破了。这是我亲见的一个父亲对于自己的骨肉最残忍的行为。也见识了一向温柔、慈祥的祖母对于父亲的责骂和诅咒。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丝透骨的凉意。

　　当那些用来下饭的瓜果、菜蔬被迫当了麦面陪伴的时候，农家饭桌上已没有菜盘光顾了。这时，我们就盼望下雨。因为雨后地上会长出一层密密麻麻的状如木耳的东西，名曰“点点皮”，一律的深褐色，肥肥胖胖、颤颤巍巍，跟水泡过的木耳一样。祖母曾说，“点点皮”是沾了天相的，在人苦到尽头时才来。她宽慰我们：天不生绝人之路，地不长无名之草。　为了把这种“草”变成“菜”，她带我们村前山后奔走，把洗净的“点点皮”跟野韭菜、野蒜苗一起炒，让这地道的野蔌有了一点“太守宴”的味道。

　　跟野菜有关的记忆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不是作者沉湎于往事而不能自拔，更不是那段时光特别叫人留恋，而是对于饥饿年代里中国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超人的韧性和非凡的自制力由衷的感到钦佩。不是亲身经历，我是无法相信的：人都苦到那种地步了，但对于上缴国家商品粮、完成统购牲猪任务却没有一家一户含糊的。许多人即使饿得两眼昏花甚至大病不起、生命垂危，也没有谁牢骚满腹，开口骂娘。

　　这恐怕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隐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