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现在的青年是否晓得车水。车水就是踩水车，将水从低处的河里打到高处的田里。车水要用水车。水车有点像自行车，有横杠（扶手），有脚蹬子，有链条，链条是木头片子连起来的，一片一片地将水往高处推。水车有两人踩的，有四人踩的。一般情况下，两人踩的居多，除非扬程很高，才用四人踩的。

　　车水不累，凭自身体重就可以，所以除了老人和小孩，男女都可以做。但不累的活往往容易出错，有的人故意踩得飞快，将水打得哗哗响，另一个搭档稍不留神，就会被脚蹬子重重地打在脚背上，只好提起双脚，悬空挂在横杠扶手上，又不能下来，便拼命地大叫着求饶，旁边的人也一同哈哈大笑起来。这是过去艰苦年代里不多的笑声之一。

　　车水的季节一是在栽早稻秧时，更多的是在七月份“双抢”时。那是一九七０年的事。我刚到生产队当知青时，只有十六岁，那时挺喜欢车水，因为可以偷懒，只要灵巧一点，跟上节奏，几乎就是两只脚在脚蹬子上走，还可以东张西望地看风景，嘴里和别人说着话。不过，偷懒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搭档，因为他脚下就沉重多了，整架水车几乎就他一个人踩。那时，我身单力薄，生产队里从没有人戳穿我的把戏，生产队长徐开金，一个魁梧的淮北大汉，还总是教我要惜力，不要出蛮力，体贴入微就像慈祥的长辈。

　　夏天，生产队里来了个劳改释放回来的人，姓周，名字我不记得了，年纪也就三十来岁，健壮结实，在我们生产队监督劳动，犯什么罪不知道，听说他成份不好（好象是富农），用现在的话说是受到严重的政治歧视，他心中不服，表现出来，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便只好乖乖地劳动改造去了。我倒觉得这人比较踏实。车水时，徐队长将我和他安排在一起，车下半夜的水，这样工分较多，白天还可以休息。那个老周则有多出力和被监督的义务，他是白天也要劳动的，而且拿最低的工分，因为在当时，即使放回来，也叫做“劳改释放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的。

　　那时，我在老周那里听到一个关于劳改犯的故事。劳改农场实行犯人管犯人的办法，互相监督，谁受表扬谁受批评，都可能影响个人前途，于是很多人都想立功受奖。有一次，一个犯人逃跑，班长（劳改班长也是犯人）立即带其他犯人去追，很快将逃跑者抓住，吊在一棵树上，等管教干部来处理。这个班长见管教干部赶来了，便想积极表现一下，跳到逃跑者跟前，狠狠地甩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政府叫你重新做人，你竟敢逃跑，你是我们劳改犯中的败类！”然后跑到管教干部面前说，“我不该打人骂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政府处分我！”后来，逃跑者加重了刑罚，那个班长受了表扬，至于打人是出于革命义愤，属方法不对，但不予追究。

　　这真是黑色幽默。少年的我知道了生活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过法的。老周说，“我受表扬次数不够，要不然，可以留场，比在生产队强多了。在那里，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讲到底是平等的啊……”我这个人不爱想事，大脑里少根弦，和老周相处倒也平安无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车水任务，配合也默契。不久，我当民工上了皖赣铁路的工地，又辗转到了其他知青点去了，就再没有见过老周，他现在要是还在，大约有七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