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那台老式的缝纫机还在,“太行”牌的。
它比我都老。
如今,它总是沉寂着。机头藏在大大的肚子里。机器的台面上盖着厚厚的毡布,静静的占据着母亲卧室里醒目的一块位置。
那天,母亲要拿碎布做双鞋垫,又用到了它。翻开毡布,把机头安装好,皮带套上,上底线、挑线,母亲的动作还是那样的稔熟。只是在往针眼里穿线时,母亲叫了我。“人老眼花了。”她叹道。我把线穿好,母亲伏在台面上,脚下踩动踏板开始缝合。可是,缝来缝去总是缝不好。“这机器怎么了?老漂线!”母亲皱着眉头。“不行就别做了,买双鞋垫也花不了几块钱。”我站旁边说道。母亲没有言语,她默默的站起身来,拿起鞋垫到邻居家缝去了。
隔天回家,母亲在我耳边絮叨,“那天来了个修缝纫机的,花了一百多块钱换了零件,说是修好的,再不会有毛病,可是没几天又坏了。”母亲数落着修机器的人坏了良心,心疼她的一百多块钱打了水漂。可我的心里清楚,这机器和人一样,也老了。风烛残年。再怎么修能重返往日的“辉煌”时光呢?
然而,这台老旧的缝纫机当年真称得上是我们家的功臣。
首先,一家三代人从里到外夏冬两季的衣服,都是母亲在它的上面做成的。那时的缝纫机和母亲一样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每到年关,母亲为我们缝制新衣的时候,我总会满含期待的赖在旁边。母亲嫌我碍手碍脚,可我就是不走。母亲拿起裁好的衣料,身子伏在机器的台面上,右手轻轻盘动手轮,接着均匀的踩起踏板,机器就开始“嗡嗡”的唱起欢快的歌,两片布料也随着歌声完美的跑到了一起。上袖子、合裤缝……一个人的衣服往往要花费好长时间。最后还要用在炉子上烤得通红的烙铁垫着湿毛巾熨烫。过年那天,我和哥穿起新衣服出门拜年,总能惹来邻居大妈大婶的赞赏:“这哥俩穿得衣服就是周正。”每当听到这样的话语,我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缝纫机就像是母亲的左右手,有了它,母亲可以减轻不少的辛劳,同时也解决了我们衣食住行中的一大难题。
衣的问题没有了,可是住的质量还有待解决。每次大扫除,母亲都会满眼憧憬的对着我和哥说道,“什么时候过年的时候,咱不糊窗户了。我吩咐一声:‘擦玻璃去!’那该多好。”那时,家的老屋还是需要糊麻纸的老式窗棂。能建起新房,住进宽敞明亮的有玻璃窗户的大房间是母亲当时最大的愿望。可谁知为母亲的愿望插上翅膀的,还是这台缝纫机。
八几年的时侯,我们这里流行草绿色或天蓝色的军裤,后来,紧跟着又流行老板裤、灯笼裤。产品走俏,自然有人看到了商机。村里有人开始批量加工裤子,拿到市场上卖。母亲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老板雇佣工人中的一员。
工作量大,负荷重。老板又整天催着要货。母亲整日整日伏在缝纫机的台面上下不来。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白天早早起床,晚上常常做到深夜。母亲的颈椎病和眼疾都是那会留下的病根。到了后来缝纫机也不复往昔的美好时光,提早步入了“中年”。“中年”的缝纫机工作时发出的噪声超大,母亲一条裤线一脚踩下去不停,那声音像极了机关枪扫射时发出的“嗒嗒嗒嗒”的声音。这时侯的母亲和机器更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一对“战友”了。
我和哥是母亲最得力的小帮手。裤腰、口袋等小部件,母亲在缝纫机上缝合好,我们把它们翻过来,边角的地方还要拿筷子头顶开,再压到床板上弄平整。裤子做好,我们还要把它们叠好、撂起。夏日里,我有时会拿把蒲扇站到母亲的身后给她扇凉,哥还曾费劲心力的用硬壳纸做了几片小小的扇叶固定在缝纫机的手轮上,这样母亲的机器一转,风就跟着来了。冬天里,我们又会拢盆炭火放到母亲的脚边给她取暖,虽然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记得那会母亲一天不停点的做下来,最多的时侯可以加工三十条裤子。每到交工的时侯,我们总是最兴奋的。母亲会拿出一个小本子,把裤子的数目再添上一笔。然后算算又有多少钱进帐。那时做成一条裤子的加工费最高是三毛八分钱,最少的只有二角。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攒,一步步的向那个愿望靠近……
母亲伏在缝纫机上的日子一共持续了六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六年的时光一天天数下来,都需要一段时间吧!缝纫机上的母亲累弯了腰,熬坏了眼,消瘦了本就单薄的身躯。可就是在这满含希望苦熬着的日日月月里,家里推倒了旧屋,起了新房,哥把嫂子迎进了家门,而我也跳出了农门到外地求学……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我都过而立之年了。那些艰辛、困苦都被一股脑儿的抛到了过去,留人追忆;而时光又把苍老和风霜印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和每个物件的身上。岁月更迭,如今的人们有多少还在用那种老式的脚踏缝纫机?苍老了的又何止母亲和她的缝纫机?母亲以及她们那一代所有为了生活而奋斗过的人们,早已深深的留在了我们的心底。并且在每每提起时,都会像一盏明灯一样穿过时光的隧道发出微黄而温暖的光,激励着我们为了生活,为了明天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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