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学之前，73、74年吧，我祖父教我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我全背下来了——这样的话，祖父带我上茶楼“饮茶”，可以很讨巧就靠背这些可以让祖父在乡亲面前很得意，而且我可以吃到许多免费的包点。

　　很有点方仲永同学的味道吧？

　　加上那时节，满眼都是写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认得了一两个字就可以认得整句话了。所以，尚未上学我认得的字已经很多了。

　　好像在我二年级的时候，76年吧，我就爱上了看“字”。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先父让我到镇子上去买盐，我最高兴的是买盐的程咬金同志给我装盐的“纸角”（一种三角形包装袋，形如电视剧演的上海人服丧戴在头上的帽子）是用报纸做的，那么，我就可以从镇子上一路看回来，就不觉得路程既远又单调啦。

　　然后，在当时“破四旧”的大潮中，老师让我们回家去收集“黄色书刊”（就是纸质发黄的那种书刊，哈哈，咱的老师望文生义的能力真强啊）回来交给学校，我当时的班主任最喜欢指使我将收集起来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我认为那是“相信老猫守咸鱼”的举动，因为我会在半路上将一些自己认为好的书藏起来，然后到垃圾堆晃悠一圈，放学就干“反革命”将那些书拿走。

　　所以，我四年级就会看竖排繁体的《水浒》，看《三国》（当然，不会全，因为那些书都是三五回就是一本），还看了最容易看的《闪闪的红星》，因为它是简体字，横排，可惜那书少了十来页，到如今我还不知道冬子有没有找到他爹；我最记得的是四年级暑假，找到了一本《五虎平南》，边放牛便看书，我的班主任在路上经过，看到了这个情况，特意走过来看看我在看什么，当他看到我在看竖排繁体的东东时，却不感到惊讶，只是问我，有没有不认得的字啊？那当然有，不过，繁体字认起来比简体字容易，我连猜带蒙的全都能认出老师指出来让我解释的字。

　　后来到了五年级，就是这位老师当了班主任教语文，他比较纵容我，我又看《封神榜》。再后来，大概是79年吧，发现有个同学有香港版的《吹牛大王历险记》《格林童话》，哈哈，不管，看了再说。我又看了《说唐》，到如今还记得唐朝第一条好汉是李元霸，第二是宇文成都，第三忘记了，第四是雄阔海，因为托住千斤闸被压死，第五是伍天锡，第六是伍云昭，第七是罗成……，还记得程咬金同学在梦里学会了三十六板斧，骑着长凳当马学的。又后来一位转学来的同学的爸爸是一位从外地（大概是城里）回来的生物老师，家里有不少书，比如《有趣的动物》《金光大道》什么的，都看了。又有一位同学是我的竞争对手，他学习认真，听课上课是非常安静而入神的放到如今来看都是好学生的标本，他有三个姐姐，大概听说了“闲书看多了就成绩不好”，所以，他从家里拿来了一本“很厚”的（应该有200页吧）《送盐》，说的是根据地的人民怎么给上山的游击队送盐的故事，那些将盐溶液吸收在衣服上，将盐藏在挑柴的竹挑杆里头啊等等，让我如今看那些贩毒的电视剧，总觉得那些编剧很弱智。后来，书店有白话本的《聊斋》卖了，我二叔买了三集，我也看了，而且在同学们劳动的时候给大伙儿讲故事，省却了体力劳动的辛苦，得到了甜头又拼命的找书来看。

　　到了初一，书店里开始有更多的书卖了，那些严文井等等的老先生复出了！因为我在镇里的学校读（因为咱台山一中不要我），您想，一个超一流的学生跟二流学生同班，老师讲的那点点东西哪够我学的？就看书，晚自习的时候给同学们讲故事，我的班主任对先父说我毕业以后可以说书养活自己了，先父觉得老师的话放狗屁断送了他儿子的前途而将老师骂了一顿（回想起来，家长跟老师的矛盾不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才有的哦），我讲故事，传染了同学们都去买书，他们买，我看，看不够还去镇子里的图书馆借，那些《骑鹅旅行记》《唐吉珂德》《海底两万里》等等等等，都是初一看的。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老校长，在晚自习的时候抓到了我在偷偷地看《白蛇传》，竖排繁体本，他老人家用很轻蔑的口气问：你能看懂。我回答说：有什么不懂的？——的确，有什么不懂的呢？从这里看出来，老师不如某些学生，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也是三十年前的东东了。

　　初一的时候，有个语文竞赛，其中有个题目是填成语的，让考生填“画地为（　）”，我根据《封神榜》里姜子牙画个圈不准武吉出来的典故，就填“画地为牢”，但是评卷的时候，老师非说“画地为蛇”才对，还找出了课本让我看《画蛇添足》，因为不能让我一个初一的小孩超过他的初三学生。——从这里看出来，老师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不是如今才出现的，早就有了。所以，我只能屈居亚军。谁让我没有办法找本《封神榜》出来呢？而且，我自己的语文老师也说小说是不能拿来当答案的。真狗屁啊狗屁，什么是“典故”他懂么？

　　写到这里，我发觉了，当老师的，特别是当语文老师的，能比一个“方仲永式”的学生高明的，很少很少！或者你遇到过，我可真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的学生很幸运，他们遇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