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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习惯将世界称之为天下，所以其世界观也称之为天下观。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天下观念对于当今世界和谐秩序的建立确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唯实力论的世界观仍然在现实世界大行其道，再加上信仰这一理论的西方世界更加认可的是文明冲突、宗教对抗、利益争夺、国家竞争等。当今世界，正是由于一元独大的唯实力论导致作为当今霸主的美国在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面时，特别是处理伊斯兰问题和应对东亚问题时，始终进退失据，致使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处于一种危机四伏，战争阴云密布的状态，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感到忧虑。在此情况下，儒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万邦协和的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无疑是实现当今世界永久和平的一幅美好蓝图。但由于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中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还赶不上美国，自然也就导致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得不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中华文明仍怀有某种敌意的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同。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天下观念显得过于超前，让人们感到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其实它对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和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还是发挥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的。因此，儒家的天下观念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并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让这种理论走向世界，为全世界所接受，为万邦协和的大同世界的建立提供有益的思想支撑，是极为必要的。 天下观念是儒家关于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独特思考与整体构想。或许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它带有一点儿乌托邦的色彩，显得有点不切实际，但它确乎是我们人类一种远大而又崇高的理想。倘若我们不安于现有的不尽如人意的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而是试图有所追求与变革的话，儒家天下观念的实践与拓展，无疑为我们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确立良好和谐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天下观念首先是一个空间观念或地理概念。“天”指与地相对应的物质之天，“天下”的字面意义即是《诗经》上所说的“溥（普）天之下”，本意是指 “天底下所有的土地”；用《中庸》上的话来说，即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用现代人的概念来说，即是世界或者地球。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力主用英文world一词翻译“天下”，认为：“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人们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不过，早在战国时期，想象力丰富的阴阳家邹衍已指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一分耳。”随着对地理空间经验的不断增加，尤其是中西交通以来，儒家所认知的“天下”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展。在今天，当儒家或中国人说“天下”的时候，无疑指的就是整个世界。 儒家的天下观念与差不多同一时期西方文明的鼻祖柏拉图所推崇的城邦式“理想国”和谐秩序的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儒家更关心整个人类世界和谐秩序的建构。两千多年前，孔子在《礼记》中提出了 “天下大同”的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的目的，决不是仅仅为当时和中国指出一条趋进的道路，而且旨在为后世和人类世界描绘一幅美好的图景。构建“天下大同”的世界秩序，必须依据王道政治理念。“王道政治就是指依王者之道所从事的政治，故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在此，我们有趣地发现，柏拉图理想中的君王为待培养或待出现的“哲学王”，但儒家理想中的君王，则是历史上实有的圣王。这一点，使儒家主张多少带有点复古的韵味，但同时也带有更多的经验性。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简而言之，王道政治所理解的政治，需要具备神圣性、历史性以及民意代表性。 王道政治理念的具体落实，需要采取“仁政”措施，即君王推行自己本有的、也是人人所共有的道德心，采取以民为本、惠及民众的措施，比如亲民、爱民、生民、养民、裕民、教民等，此即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只有通过具体的“仁政”措施，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甚至吸引民众跨越国界、扶老携幼自远方来投靠，此即中国人常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所谓“天下归之谓之王”，《白虎通义》所谓“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也是这个意思。此外，儒家还就国与国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一言以蔽之曰“协和万邦”，正如《尚书》所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所谓“协和万邦”，实质上就是一种和谐世界的构想，蕴含着“以天下为一家”、“视彼国为己国”以及各国“远近大小若一”的理念，主张平等合作、同舟共济，要求世界各国以诚待人、以理服人，反对恃强凌弱、以力服人。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无疑受到了儒家“协和万邦”传统思想的很大影响。 总之，天下观念因为统摄着儒家文化中诸多重要的理念，包含着儒家对人生、社会、政治、哲学以及世界秩序和宗教情怀的深刻洞察与美好愿景，因此可以称为儒家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毫无疑问，儒家文化起源和生成于中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但是，由于天下观念对于“天下”空间意义的世界性理解，对于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的持守，对于什么是“善的政治”的理想追求，以及对于“天人合一”境界的阐释与向往，使儒家文化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带有强烈的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情怀与诉求。 儒家的天下观念，主张“以天下为一家”和“四海之内皆兄弟”，没有畛域强烈的边界意识。因为，天无所不包、无所不覆，故“王者无外”，诚如龚自珍所说：“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因此，和谐的世界秩序，在民族/种族、疆界/国界、文化/文明乃至于利益等诸方面，如果不涉及人的本质或人类道德共识的沦陷问题，儒家秉持的是非边界原则。即此，天下观念获得了充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打开了不同的观点和利益交流与交融的无限空间，为不同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有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民族生生不息，中国历史连续一贯，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受益于儒家文化的这种非边界原则。中华民族即是多民族持续融合的产物。汉朝时期西域来的胡商，唐朝时期朝鲜、日本来的留学生，宋朝时期来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晚明时期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都曾在中国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做出重要的贡献，有的是甚至加入到和融化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特别是，当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儒家文化不仅没有因此中辍，反而包容和消化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从而维系了中国历史、种族以及文明的连续性。无疑，对于人类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的梦想来说，儒家的非边界原则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也正是得益于这种非边界原则，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从来都不是因为无力的强迫与挟持，而是因着儒家提倡的“和而不同”的非边界原则所带来的开放意识和巨大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 即使边界确立，纷争与冲突不可避免，儒家也反对用暴力或其他强制性的措施来化解危机，孟子甚至提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面对纷争与冲突，儒家主张以德服人，或说以道德与情感来感化人，把以德服人称为“王道”，把以力服人称为是“霸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在于孟子所说的“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在这里，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已然不可，遑论赤裸裸的暴力或侵略行为了。在历史上，未有不反对“霸道”而主张“王道”的儒家。事实上，暴力等强制措施只能解决暂时的、表象的危机，埋下的却是仇恨的种子和更大的隐患。或者说，“以暴易暴”只能使人类走向一个不可破解、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圈。相反，“以德服人”化解危机的时效性可能会稍差些，但却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与冲突的途径，诚如孟子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否则，最终会造成荀子所说的“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的结果。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性情温和与热爱和平的民族。 这不是说中国民族在历史上没有战争，而是说中国民族历史上发生的战争较之世界上其他民族要少，尤其是对外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战争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早在西历380年，古希腊 马赛里奴斯就在其《史书》一书中说：“赛里斯人（即中国人）和平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忧邻国。”西历440年，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在其《史记》一书中也说：“（中国）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正应为如此，好战的游牧民族在通过战争手段征服汉族以后，慢慢喜欢上了儒家思想，并自觉接受这种思想的熏陶，最终融入到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多元文明体中来，与汉民族一道和谐相处。 “以德服人”的关键，是奉行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原则。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多样性和多元化，要求双方对彼此的差异抱以同情的了解，不可勉强对方放弃自己的主张和利益，尤其是不可勉强对方强行就我，诚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国人经常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的文明、文化也好，利益和主张也好，如果过于单一，或者变得过于同质化，就会变得枯燥和孤寂，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就会走向衰落和灭亡，所以《国语·郑语》上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特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需要指出的是，“和而不同”绝非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孔子的高足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不难看出，“和为贵”的前提是坚持“礼”——礼制、正义、公道等——的原则。正因如此，儒家虽然强调非边界原则和非暴力原则， 但在涉及人道大防或人类根本福祉的时候，对于罪恶和暴行，还是主张给予坚决的批判和反击，甚至提出“以直报怨”、“止戈为武”之类的思想主张，而不是无原则的一味妥协。当然，它虽然由孔子最早且明确地提出，但其他伟大的宗教的传统中，比如耶稣教、佛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同样能发现类似的表述。这表明，儒家文化或儒教与其他世界各大宗教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有着坚实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坦率地说，作为一种关涉世界和谐秩序的人类理想，儒家的天下观念，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得到真正地实现过。然而，此中的遗憾，与其说来自天下观念自身的不足，毋宁说来自人类自身的弱点，来自人类不曾有勇气和决心投身于这个伟大而又崇高的理想。因为，孔子乃至整个儒家的思想，绝不是迂腐落后，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时代”。所以，孔子的高足子贡曾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另一位高足颜回也说：“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近代以来，当中西文化发生交锋与碰撞时，儒家文化一败涂地。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对儒家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表现出极大的怀疑，进而给予了它极大的打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句俗话，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儒家文化恰似一个文质彬彬的秀才，遇到了一群凭恃强力横行天下的士兵。二者交锋，秀才是败下阵来，但并不等于士兵的行为就有合法性，或者说并不等于西方文明就是一种优秀的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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