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热”。百度的词条解释是：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 革 命分子乘中 国 共 产 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 产 党和社 会 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 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 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7月，毛 泽 东在南京计划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为此，中 共 中 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某些人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 共 中 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

中国网 2002年9月22日的说法是：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 共 产 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1957年5月，中 国 共 产 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6月8日，中 共 中 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 民 日 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 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 共 中 央的指示，先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4月，中 共 中 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 共 中 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这项工作。无论是百度，还是中国网，对反右派斗争的词条解释，大同小异，都能够比较辩证地把那场斗争说明出来。

除了官方的资料外，我对那场斗争的认识还听到了些亲身经历人的说法。

一个是我爸爸。爸爸曾经给我说，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些时间，他在某地区行署机关工作。当时上边布置了一项下基层代职锻炼的任务。好多人担心下到基层后回不到机关工作了，报名的人寥寥无几。我爸爸不到30岁，血气方刚，想到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就主动报了名。很快，他就被批准到基层一线——河南省鲁山县四棵树乡工作。到任工作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由于我爸爸不属于基层的编制，所以，基层反右派的事就与他无关；机关反右派斗争时，可能是因他主动要求去一线工作认为比较进步或者干脆把他给遗忘了，所以，也没有他的份。等他代职完成任务，重回机关上班时，反右派斗争到一段落了。该打的右派已经打了了，没有被打右派的，基本上不再打了。不过，也不是平安无事，得紧紧地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能乱说话的。爸爸说，要不是去了基层一线，说不定就被打成右派了。因为，当时打右派是分了指标的。如果某个单位的人都没有发表过不妥言论，那就按成分排队了。贫下中农、下中农保险一些，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等等出身的人，就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由于我爸爸家是中农，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不是没有。如果被打成右派，咱们家就成了“黑五类”，你就成了狗崽子了。真是惊心动魄，爸爸幸运地躲过了这场斗争。现在想起这事，还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呀。如果爸爸当时贪图安逸，没有积极报名去基层一线工作，会不会被打成右派还真不好说。那时，他也不知道后来要反右，他的积极只是一个年轻干部积极工作的一腔热血的表现，没想到却保护了自己，“红利”这么大。看来，吃苦的事还是多承担些好啊！反思反右斗争分指标，为反右扩大化提供了温床。

一个是我同学的父亲。上中学期间，我有一个很铁的李姓同学。我们来往比较密切，经常互相到对方的家里玩。所以，他的父亲对我也比较熟悉，没事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他说，五七年反右之前，他20多岁，已经是鄢陵县民政科长了（就是现在的民政局长）。在深翻土地多打井的农业运动中，由于他对某些为完成打井指标而只打了井口不深的程度，没打出水就冒充打井数的弄虚作假现象，提出了异议，发表了批评的言论。再加上他从小过继给了地主家庭这个出身，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对他有意见的人就把此事给掀了出来，结果是右派的帽子就稳稳当当地戴到了他的头上。随后，他被实施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最后被安置到街道的集体作坊工作，以养家糊口。这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0多年，直到1979年才摘掉了右派帽子。后来，到了1980年代初期，我大学毕业去他家玩，他高兴地给我说，恢复了工作和级别，到某国营企业当厂长了。不过，他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一再要求他儿子——我的同学不要从事与政治沾边的工作。就这样，一个满腹经纶的热血青年，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青春就在碌碌无为中耗尽了。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他的才能在他本来应该在的岗位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是在街道作坊工作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令我们国家心痛的事情。

一个是我的姑父。他是五十年代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在复旦大学上学，学的专业是马 克 思 主 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师。遗憾的是他父亲是旧社会国家级的书法家，还有一张见过报纸与蒋介石的合影照。就是这个原因，反右派斗争中，他被下放到了江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乡办的一所中学任教。1994年我出差到了南昌，见到了姑父。一见面，我第一眼感觉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是白发苍苍，但两眼炯炯有神，气质不凡。他给我讲了他下放到江西的一些旧事。不过，他没有埋怨什么，反而认为是对他人生的磨练。他说，他得感谢共 产 党，假如没有下放到江西这个经历，他是不会知道农村老百姓的喜乐哀愁的。他对社会的认识就是表面和理论上的，他的教学也是空中楼阁，没有针对性和脱离实际的。组织上给他平反后，要他回复旦大学任职，他婉言谢绝了。他到了江西师范大学当了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还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他尽管没有埋怨过去的苦楚，却对当时只重经济建设，忽视教育和道德信仰教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与姑父分手回到宾馆，我把与姑父的对话给当时一起出差的部队首长——王副司令员作了汇报。王副司令员听了后感叹道：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以自己的恩怨得失来评价历史，是逻辑意识和大局观的体现。他就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说明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是正确的，对我们的国家是有责任感的，对老百姓是有感情的，对我们党是一条心的。如果有机会你给他捎个话，我很敬佩他！

“单干热”。 此热来自于“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刘少奇开始行使于国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权。而刘少奇一上任就新官上任三把火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对当时的农村经济起了什么作用，各方评价如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定论。不过，在当时表面上确实是刺激了不少人趋之若鹜地那样干。电影《青松岭》就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故事。涌现出了像钱广那样的许多农村“能人”，喊出了“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话语。城市人也受到了影响，有“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棵葱”的顺口溜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