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美食的记忆十分有限。陪伴我们童年的多是村舍前后和旷野田间的野果，吃得最多的有水桃、构桃、酸杏、马桑子、剪子颗、蒿瓜，而在每年夏季村庄的沟沟坎坎里，最多的是树莓，还有野地里的莓子。

树莓长在山涧里的刺藤上，一簇一簇，成熟后，有胭脂色的红莓子，有黑玛瑙般的黑莓子，伞状密布的果粒上，带有细软的绒毛，我们乡下叫“架莓”。黑莓的果肉要比红莓丰满，水分充足，更加甘甜。在坡上放牛的少年时光，我们是在捉蚂蚱和抓蝴蝶的时候，追着躲在草丛中的蚂蚱和满天飞的蝴蝶时，奔跑中，衣服被刺架钩住，一转身，便发现一树树非常繁茂的树莓。一丛刺架上，一簇簇的果实，像举着几十把花束，在风中朝我们摇曳，舞动，微笑。从果蒂上摘下来看，刺莓就像倒扣在刺架上的一个个小盆，一盏盏红灯笼。

还有在去山泉挑水的半路上，在水塘子北岸的菜地边，都长着深茂的树莓，叶子上带着钩刺，春天开着一簇簇白色的小花，鲜有粉色的花瓣在绿叶丛中，小蜜蜂栖于花心，翩翩飞舞，专心采蜜。

在一些不长深草的旷野之上，带有砂土的红土地里，梯田地的坎塄上，长着一丛丛的莓子。莓子成熟后的形态，就像升级版的树莓，色泽上要比红色架莓浅些许，在阳光的映照下，红里透橙，像羞赧的少女，不欲言辞。莓子从不单独生长，有一苗莓子刺的地方，就是一大片，炎炎骄阳下口渴难耐时，找到一片莓子地，不用转身，一锅烟工夫就能摘一草帽，坐在树下吃半天。讨厌的是，莓子上经常趴着两种虫子，一种是蚂蚁，有蚂蚁的莓子味道一定最甜，另一种是草绿色的臭虫，附在叶子上不容易被发现，只有趴在莓子上时才能看清，如果不小心，会在摘莓子的时候触碰一下。谁的手若碰到这臭虫的身上，那算就是倒霉了。你在水渠里洗三遍，也未必能洗净那难闻的气味。

父亲在干完农活回家的半路上，总绕道到长满莓子的坡地上去，用饭碟状的荷包叶，或者用一枚梧桐叶，给我们摘回来一大包甜滋滋的莓子。我们还没有放学回来的时候，那片绿叶子包着的莓子，就放在门墩上，放在我们推开柴门就能一眼看见的地方。暑假里，姐姐们去打猪草时，把上百个霉子穿在草棍儿上，编成莓子项链，挂在脖颈上玩。

一粒粒红彤彤的莓子，像一个个红色的小盆子，托在我们的手心里，水灵灵的样子，新鲜多汁，够我们一人疯抢一把，痛快地解馋。

我对树莓和莓子的喜欢，来自小时候带给我幸福的体验。我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是我已经走到远方的城市，在读书时重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时，引发了我对故乡的思念。原来那满野满坡的莓子，就是鲁迅笔下的覆盆子。

在我再一次读着“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多”这段话时，我的眼前是村庄，是夏家湾山坡里的架莓和花土坑沙地里的莓子，我仿若看到迅哥儿奔跑在碧绿的菜畦里，爬上高大的皂荚树，在何首乌蔓缠住脚腕的野坡上，摘覆盆子的画面。

离开故乡多年，现在仅凭写作来重归还乡的路程。

我清楚地知道，在我的村庄里，晚我一辈的孩子，已然没有人还愿意再爬上那高高的山梁，没有孩子还喜欢在那夏家湾的坡场上仰面朝天，看云，听风，打滚，摘野果子，已再没有孩子会从周身是刺的荆藤上、会在叶片长满倒钩的莓子刺上摘莓子。村后面的马路上车越来越多，不容许他们跑出村庄；一有疾病就要输液挂水，不容许他们在泥土地里滚打摔伤。

他们从五六岁时就学会的技能是朝村里的商店走，在离家不远的村口，绕过几道院墙，经过几截水泥路，就有几家和城里超市一样的商店，里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果汁饮料，里面也有一种叫树莓的果汁。但孩子们不知道，树莓果汁的成分主要是香精，它其实不过是用化学方法冲调出来的树莓的味道，用色素勾兑出来的诱人的糖水，里面或许根本就没有一粒树莓的原汁。在小城里，我曾遇见郊区农民提着竹笼，在街上卖莓子，也有人把覆盆子用草棍儿串成串，挂在街市的水果摊上售卖。这好比《藤野先生》里写到的运往浙江的北京的白菜，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好比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美其名曰“龙舌兰”。还有人从大山里收购来这些野果，再用冷链包装后从网上卖出去。这让我这个乡下人在睹物思乡的时候，还从心底里感到有些扬眉吐气。

现代的孩子失去童年了，因为他们没有可以自己寻觅乐趣的环境。现代的孩子被这个世界童话般地欺骗着，因为他们的味觉已被篡改。我很幸运，我想回味一下童年的滋味，还可以再回到那故乡的大山中，在夏家湾，在花土坑，或许还会遇到最后的自然中的野果，最后的还甜蜜的覆盆子。

但愿它们与故乡安在。但愿它们无人采撷。但愿我还能常常梦见满坡的莓子熟了，一大片红彤彤的果实，在太阳炙晒下，泛出鲜艳欲滴的蜜汁。但愿吹过山梁的野风，在剩下的庄稼地里穿停，在将要吹到我的时候，不要吹醒背靠大树头盖草帽睡着的人。（牛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