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四十五岁。四十五岁是一个可怕的年龄，你不好意思装嫩了，脸上的胡子开始显出破败相来，白发由边缘向头顶靠近；四十五岁，意味着：如果失业，就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了，一批一批的年轻人带着舍我其谁的表情，气势汹汹地走在你的前面，就像梁实秋所描绘的那样“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

2014年，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变了，谨慎、胆小，看美女要躲在电线杆后面看，喜欢王岐山书记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看央视的国际新闻，还来一点忧国忧民的调调。

用四个字描绘2014年我的状态，那就是“疯狂旋转”。

我总在医院和单位之间来回旋转。先是我的母亲病了。骨结核，一个年深月久的疾病，可就是它，差一点夺去母亲的生命。接紧着，就是我的岳父，急性胰腺炎，疼痛像刀一刀一刀的割着他，他老人家捂在肚子，不顾尊严在地上摸爬打滚。岳父的疼痛还没有散去，给岳父送饭的岳母又摔倒了，右手骨折。情况复杂起来，父母亲需要我，岳父母需要我，妻儿也需要我，但无论如何，我又不可能扔下单位交给我的工作。于是，家庭与亲情像一根鞭子抽打着我，我像陀螺一样疯狂地旋转。我旋转的样子非常难看，外八字，拐拐脚，头发像鸡窝一样炸开。但我顾不得了，我不得不旋转。我一边旋转一边想：兄弟，别叹气，人到中年，这是你应该承受的！

另一根鞭子又狠狠地抽了下来，这根鞭子就是责任与使命。2014年，我完成了转型，由人社局调至商务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使我像初嫁夫家的小媳妇，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事事小心，时时在意，还要处处讨好夫婿，那情状犹如唐诗人朱庆余所描绘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分管工作有太多的不懂，不懂“社消零”，不懂“服务业增加值”，不懂“冷链物流”，只得放下身段，像一个发蒙的小学生，从“人口手刀马走”学起。刚刚有点眉目，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单位一下子紧起来，班子搭起了，办公室成立了，局党组让我负责群教工作。对企业，要“进百企解百难”；对对口帮扶村，要进村社、进院落、进农户，还要同干农家活、同吃农家饭、同睡农家床。对职工，不准迟到，不准早退，不准上网，不准拖拉浮散。就这样旋转，无法停下来，也永远无法回到原点，就像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再也无法停下来。

在我写这篇短文的中间，我两次停下笔与父亲通电话。父亲告诉我，他想修坟，村里五十岁的人都忙着修坟呢。我问修一座坟要多少钱？父亲说三万吧。我脸色有点发白，我恰好在银行里存着这么一笔款子，预备明年把家具换掉，家具跟着我已经十多年了，再不换家就变成博物馆了，但我马上连连点头说：好好好，开年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