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莫名地想起当年生产队的老支书。老支书有名有姓，但人们一直喊他老支书。老人这样喊，年轻人或晚辈却不能这样叫，会在支书后面加上辈分称呼，否则显得大大咧咧，缺乏礼貌和教养。我管老支书叫大大，常常叫他“支书大大”或“支书老大（大）”，不加上“支书”头衔似乎很不习惯。

老支书中等身材，魁梧健壮，一身蓝黑色中山服，干净利索；他总是红光满面，背着手笑眯眯地踱着方步。他这老干部的派头，只有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时才跟普通庄稼汉差不多，还是个农民。老支书是毛时代的支书，权力很大，威望很高，当的年头最长。从解放之初到包产到户，他一直都是支书。尽管后来换了好几任，但人们一直没有改过口，好像他的大名就叫支书一样；再后来他年龄大了，就真成了名符其实的老支书。

我懂事的时候，他早就不当支书了。所以没能目睹他当年叱咤全村的风采，也不知道在那个火热而疯狂的年代，他这个头面人物如何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大会动员小会讲话又是怎样的风光。自我记事起，他就在村小学门口开小卖铺。两间土坯房，一间卖货，一间休息并堆放杂物，里面总有收音机嗡嗡作响。那是村里唯一的铺子，跟他当支书一样有些年头了。铺子里古旧结实的货柜上塞得满满当当，从笔墨纸砚到油盐酱醋，从饼干罐头到烟酒糖茶一应俱全。柜台前总是挤满了孩子们，买铅笔橡皮的，要冰棍汽水的，还有眼巴巴地看着零食小吃咽唾沫的。有时他会抓一把糖果散给大伙，我们高兴地一哄而散。这些都成了少年时代苦涩而又难忘的记忆。我喜欢看他打算盘，只见他潇洒地一扬手，那珠子就齐刷刷地靠边站了，然后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便分毫不差。

当了一辈子支书，老支书显然比别人更有商品经济头脑。别的老百姓光知道面朝黄土出苦力，累得汗流浃背，他则天天坐柜台听广播抽旱烟，优哉游哉无比惬意，省了力气还挣了钱。那时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村里首富，光那1分、2分、5分的钢绷子（硬币）就数不清，好几回见他用厚纸卷成钱骨碌装回家。要是至今还在，肯定能找出不少有收藏价值的卖个好价钱。

老支书的棋瘾比烟瘾更重，连棋陀螺大多都已重度伤残，但每天照样对弈激战。邻村的一个跛脚小老汉是他忠实的棋友，两人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黄金搭档。他们常常在楚河汉界上厮杀得天昏地暗，棋“吃”得啪啪直响。有时嚷嚷着不准悔棋或再来一局，有时嬉笑怒骂仍不以为意，有时战斗正酣连卖货都顾不上，到了饭点还收不了摊子。他们身后总是被一大堆操闲心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虽然未必都是观棋不语的真君子，但很少有人敢在他们面前“高明”。

除了下棋，老支书还常常跟别人争论国家大事。有一次我听见他们争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他说自己比谁都清楚。虽然那时年幼的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但这却成了后来喜欢文史时事的我，总想采访老支书的最初动因。再后来，老支书的小卖铺关门大吉了，土坯房也很快被别人翻盖成了砖瓦房。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德高望重的老支书，但想采访他的愿望愈加强烈。我想知道那个特殊年代，从解放分田地、三反五反、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破四旧、炼钢铁、大锅饭、大串联、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小村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抓了几个右派，有没有饿死人；他如何应对那些无休无止名目繁多的运动，他领导的砖瓦厂等社办企业到底红火了多长时间；包产到户时他有没有矛盾和纠结，人们又是怎样的心态，是兴奋还是彷徨；作为政策最基层的执行者，他又是如何看待那个时代和伟大舵手的？我心里的疑问太多了，总感觉得跟老支书聊个几天几夜。

只是后来忙于外出求学工作，每到年根儿才回家，又听说老支书一直病着。如此一来感觉打扰老人家似乎不妥，也很不好意思。我想全村除了我可能没人会对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感兴趣了。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自己对那些陈年旧事的好奇呢，能说自己是个写作者，只是想了解和知道村里大事留点资料，还是说自己想从这个小山村去窥看共和国的昨天呢？他会相信我的说辞吗，会跟我说吗？是否会误解，甚至说我吃饱撑得问那些干什么？

可惜在本身就时不他待的矛盾与蹉跎中，我一直匆忙地奔波着。去年春节期间，我终于下定决心去看望并采访老支书，无论如何要刨根问底了解清楚。但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很不幸，老支书大半年前就殁了。当年的知情者都不在了，他这个当事人也将所有的往事都带到了坟墓里，再也没人能给我讲述那段历史了。我又常想，老支书会不会也盼着有人问他，他是不是也很想把那一段故事说出来……我后悔极了，可惜一切都晚了。

又一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老支书，心里就会一阵阵愧疚，一切都变成了秘密，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