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梅娘的名字，是在阅读史铁生的散文《孙姨与梅娘》这篇不太长的散文时。在那个不正常、非理性的年代，史铁生在朋友的介绍下，见到了梅娘。在史铁生眼中，这位平凡普通的中国妇女形象，却用非凡的人格魅力让在突如其来的疾病造成的极度人生痛苦中挣扎彷徨的作者感受到了一股生命的力量和温暖，并对他以后走上写作道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这篇散文是在史铁生的散文集里出现的，因此当时的阅读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重视。直到去年，梅娘去世后，在网络上陆续出现了许多纪念梅娘的各种文字之后，我对梅娘的传奇人生经历，才开始真正关注了起来。于是通过网络这一最便捷的媒体，陆续读到了梅娘创作的各种作品和文字，以及学者们对她的高度评价。没成想一位在上世纪上半页中国文坛如此着名的女性 ，在尘封了大半个世纪后，一下子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在迟到的阅读中，对梅娘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了一份清醒的认识。

出身贵族之家的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1920年12月22日出生于海参崴，其父孙志远最初在英国洋行工作，后成为东北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梅娘的生母为偏室，被正房驱逐后生死不明。孩童时代的梅娘和家人移居长春。生于仕宦之家的梅娘自幼跟着前清秀才蒙童读经，后又向一个俄国老太太学习英语。受到“五四”新文学启蒙的她，生性敏感高傲，取笔名为“梅娘”，谐音“没娘”。“九·一八”事变后，她大量阅读了家中的藏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进步 萧军和萧红等人的作品，她都一一卒读。此期间，她将自己的爱恨诉诸文字，语文老师将之收集成册，取名《小姐集》，由书店出版。这年，梅娘十七岁。随后赴日本求学，她又出版了小说集《第二代》，由单纯描写“小儿女的爱与憎”发展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梅娘不负此言，她上中学便在报刊上发表作品，20岁就出版了两本书。1942年，北平和上海的书店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 ”评选活动，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双双夺魁，当时被称为“南玲北梅”。但梅娘获选后坦言，自己并不欣赏张爱玲。“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生生把自己同祖国、妇女的命运和解放捆在一起，觉得张爱玲只是风格独特值得钦佩，不够轰轰烈烈。”梅娘后来回忆此事时这样说。但在中国文坛上张爱玲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并为人们所熟知，而梅娘的作品和她的名字，却鲜为人知，一冷一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

在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期间，她与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相识相爱，为家庭所不容，被断绝了经济援助。但她选择了跟随柳龙光，在北平、长春和日本以办刊、写作为生。这段经历，成为她以后三十年人生磨难的伏笔。从日本回到国内后，她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在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及译作，并结集出版了《蚌》、《鱼》、《蟹》三部女性小说。在东北、华北受读者和评论界的盛赞，并屡屡获奖。有评论说她“是以一种女人的郁结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赞赏她是“以纤巧细腻之笔，悲天悯人之怀，诉哀矜凄婉之歌，她是真正地 献身于文学的女性，那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 中实属罕见” 。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东北故乡，后又移居上海、去过台湾。新中国建立前，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但不幸的是，归途中，所乘的轮船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遇难，年仅33岁。怀着身孕的梅娘，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大陆，做了两年中学语文教员后，调到农业部宣传司，并成为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元老。后来，她被定为“汉奸文人”，接受了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特务，受到审查、批判和劳教。在漫长的监禁中，家中只有读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弟弟和妹妹艰难度日，二女儿和儿子先后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夭折。她的女儿柳青，曾被史铁生称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史铁生说，正是柳青，让“梅姨”有了活下去，并“独自歌唱”的理由和决心。“文革”后得以平反的梅娘，回到了农业电影制片厂。这时，在中国已经鲜有人知道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地位的 了。她坦然地接受历史给予自己的种种磨难，她对唯一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柳青说：“怨天尤人是侏儒的思维，我自豪能清醒地对待历史，我只盼望读者能认同我，我就很知足了。”这就是梅娘，一位清清爽爽，举重若轻的女子，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命态度，坦然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不怨天尤人，更不自暴自弃，既来之，则安之，把人生的苦难和愁苦埋藏于心中，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将其不露痕迹地慢慢消融，不为名所困，更不为利所惑，作为女性，有如此襟怀坦荡的宽广胸怀，在人世间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正是这种高贵的心态，让她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具有如此人格的人，尤其是女性，在今天这个极度功利的社会实在难以寻觅。

平反之后的梅娘，又重新拿起笔，她说自己“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上世纪九十年代，《梅娘近作及书简》等着作出版。其文字炉火纯青，魅力依旧，散发着人性纯洁的光芒，获得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喜爱认同。自青少年起，国与家的变故与她洒脱浪漫的天性结合，让梅娘内心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这让她义无反顾的同时，又绝不泯灭内心的希望，去找寻更多的光亮所在。直到历经坎坷的晚年，熬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梅娘仍然不改其精神的底色，照旧以温婉清丽、青春蓬勃的笔触描述生活，回味友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的全国权威专家的评选中，她被列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中。北大教授张中行在编写关于梅娘这一段文字时，对其评价甚高：“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梅娘曾随女儿在北美的加拿大居住，西方优越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将其吸引，最终她还是叶落归根，回到这片带给她许多痛苦记忆的故土，在北京独居，并终其一生。她是一个与众不同、思想深邃而直言健谈的老人，她充满爱心，却让人嗅不出一丝她身世的凄迷和惨淡。作为“南玲”的张爱玲于1995年9月8日，在美国加州去世，终年75岁。暮年的梅娘，对张爱玲惺惺相惜：“我俩并没有可比性，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读懂了张爱玲。她表现的世界缠绕和我们民族的痼疾，而她的笔切入的正是应该下刀的地方，我禁不住为她的深邃叫好。如今只剩我独留人间，还没来得及和她说说姐妹的悄悄话。都是写女性的女 ，我这个‘北梅’最想告诉‘南玲’的是：如今中国女人的境况改善了，你放心吧！”

梅娘这位出生于被沙皇俄国割据的海参崴，成长和起步于“满洲国”（东北沦陷区）都城“新京”（现长春），留学宗主国首都东京，侨居日本新闻报业中心大阪，活跃于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华北沦陷期文坛。抗战胜利后，返回国共内战正酣的东北家乡。内战后期，客居光复后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国版图的台湾台北市北投。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孕在身的梅娘，面对丈夫在太平轮海难中丧生的意外，毅然携带着两个幼女，千里迢迢从台湾经上海奔赴北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七灾八难、游历世界各地之后，依旧坚守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老宿舍楼里，坚持写作……再加上他的生身父亲是从一个山东少年一跃成为东北富贾，演绎了一曲山东人闯关东的成功神话——中国版的美国西部梦。日据时期执掌华北作协的丈夫柳龙光又在战后国共博弈中扮演秘密角色——随着1949年1月27日驶往基隆的上海太平轮中途失事而留下的不解迷局，仅存的女儿电影导演柳青也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之后远嫁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的北美房地产商——从“祖国的花朵”转身为洋商贵妇，一双孙女落户美国高科技聚集地硅谷和世界宜居城市之冠加拿大温哥华——“新时期”的新移民，三个重孙子在北美出生——教育中有意添加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让他们的童年生活更加多元……梅娘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折射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人们的生存史，奋斗史，内容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只要稍加梳理和阐释，就可以被文人们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编年史大戏，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梅娘的认识和了解依然十分陌生，没有达到张爱玲那种耳熟能详的程度。相信随着梅娘逝去产生的轰动效应，人们对梅娘的认识和了解一定会持续升温。

让我们记住2013年5月7日，北京初夏的一个上午，这一天92岁的梅娘在安详中逝去。“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这是梅娘生前最喜欢的泰戈尔诗句。走过风霜雨雪，历经千辛万苦，梅娘仍会以温婉清丽、深厚鲜明而悲天悯人的文字，给我们每一个读到她文字的后来人带来一缕灼亮的微光，烛照着我们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