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子习惯把读书之所称作“母校”。母校就如母亲,对于学子来说,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 回忆我在巢湖半汤的读书时光,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母校还不叫巢湖学院,而叫巢湖师专。今天,我写下《大学琐忆》这个标题,多少有点底气不足。我想,总有一天母校会建成“巢湖大学”的,所以仍用了这个题目。 一 在邓小平同志“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感召下,我们的学制被压缩为2年。学制虽短,获益匪浅。岁月不居,师恩永记。 记忆中,当时的母校只有8个系、16个专业。我因从小喜欢语文,所以选择了中文系。我们的代课老师,有年过半百的教授,有年富力强的讲师,有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才俊。这里,我十分感激地列出一批恩师的名字:张正、丁之玉、杨福生、林之亭、刘传曾、朱引玉、蒯文铮、何乐平、张景春、李尚才、方习文、方波、刘洪涛、顾晓松……每一位老师都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地工作,他们的敬业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教课的是一位“老学究”,他讲授的知识很深奥,让我们在清浊音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涉过了“60”分大关;《教育学》老师是一位老教授,幽默风趣,他讽刺的那个“变蛋里包土豆”的故事,今天还记忆扰新;教授《现代文学》的是一位中年教师,操着标准的“巢湖普通话”,不大能听懂,但是他朗诵徐志摩诗歌时的极端投入神情,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记;《写作》课教师是一位朦胧诗人,十分耐心地教我们如何咀嚼“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古代文学》老师是一位“眼镜先生”,他板书的速度极快,并习惯于在讲台上放一个敞口的瓷缸,每擦一阵黑板后,便仰头喝一口水,我在担心:一节课下来他要喝下多少粉笔灰呀……回想当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于“润物细无声”中,汲取营养,茁壮成长。 母校为了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开设了“大学书法”课程,课任老师是傅爱国先生。傅老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还是一位文艺评论家。上课时,他能把书法课与文学、美学、哲学等相互融通,使我们大开眼界,提升了境界。记得刚开课不久的一节书法课上,我正在练习写字,傅老师走到我身边,轻轻地为我把毛笔扶正,然后亲切地说:“你用的这支毛笔,笔锋短,适合写对联,但不大适合练习书法,可再买一支笔锋长的毛笔。你的基本功不错,相信你会写出一手好字的!”在傅老师的教育鼓励下,我的书法成绩进步很快。我们班有几位同学,后来在全国、全省书法大赛中获奖。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我没能成为书法家。 由于老师们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大力提高课堂教学密度,所以每一个老师都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教育教学任务。这为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我们班的不少同学在认真完成学业之余,选修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毕业后不久,就传来了多名同学考取研究生的喜讯。现在粗算一下,我们班的40多位同学中,有20多人成为全省各地中小学校的教学骨干,不少同学担任了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等管理职务。另外一批同学中,有的成为知名专家、教授,有的成为着名 、诗人,有的成为党报编辑、记者,有的成为企业高管、老总,有的成为党政领导干部,还有1位同学现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 饮水思源。如果没有母校的辛勤哺育,学子们就没有人生和事业的春天,也没有成果丰硕的今天。 虽然,母校的历史不算悠久(1977年秋创建安徽师范大学巢湖专科班,1983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巢湖师范专科学校,2002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巢湖学院),基础条件不算最好,学校规模也不是很大,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9年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2008-2010年连续3年评为“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 教风纯,学风正,校风就纯正。师爱生,生尊师,教学即相长。校风纯正、师生情浓,应该是母校众志成城、艰苦奋斗、拼搏进取、后来居上的一个法宝吧。 二 那时,我是一个痴迷的“文学青年”。但是,学习写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入学不久,因为在《春笋》和《巢湖师专报》发表了几首小诗,我还被上届的校友魏骅、徐浩然推荐并报校团委同意,担任“春笋文学社”的第二任主编,负责开展一些文学活动,编辑《春笋》文学刊物等。 学校领导、老师十分关心文学社的成长。巢湖师专副校长、春笋文学社名誉社长季涛在文学社工作会议上曾教导我们,要创作好的作品,首先要具备广泛的阅读面、知识面;还应该锤炼自己,陶冶自己,超越自我。他在给春笋文学社的题词中写道:“破土而出的春笋,应是奋发向上的。” 当时,正是朦胧诗潮席卷大学校园之时。我苦心“创作”了一批所谓的“探索诗”,很得意地送到当时校报编辑蒯文铮老师办公室,请他指正。蒯老师看了一会儿,皱了一下眉头说:“你写的这些诗歌,自己能说出是什么含义吗?”我一下子被蒯老师问懵了,语无伦次地说:“我不清楚……反正……现在写诗就是不让别人懂呗……”蒯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写作是一件神圣的劳动。它既要让读者看得懂,还要有深刻的内涵和艺术性。”说完,他为我题写了这样一段话:“写真情的诗,不写假意的诗。情有所动,不得不以诗吐之为快者方作诗;为诗造情乃今之‘诗人’常见之病,后来者能不慎之?”蒯老师的讲话和题词,对我震动特别大,教会我更真实地为人和为文,从此我再不盲目“追风”。 三 因为爱好写作的关系,我偶尔会收到报刊社寄来的汇款单。那时候,稿费少得可怜,有时只有两三块钱。就这样,也会产生轰动。一个周末,我同时收到《安庆日报》和《含笑花诗报》寄来的汇款单,一共9元钱。在当时我们每月才发放17元菜金的情况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寝友们吵着让我请客,我也不小气,取了稿费便去小百货店买来啤酒,室友们分工到食堂打回一批菜肴,大家猛灌一顿,共享快乐,其乐融融。 难忘那个星期天,我与室友相约到居巢区司集乡的阿季家去玩。到他家时,已近中午。那时农村还不富裕,加之交通不便,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却没有一道荤菜,这可为难了阿季的老母亲。我们说,没事的,都是同学,炒几个素菜就行了。然后,我们几个就拿着小铁铲去了菜园。万万没想到,等我们回来时,阿季的母亲已经把家里仅有的一只下蛋老母鸡给杀了……我们感动得无以言表。不过,这件事让我们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四 巢湖师专,是培育我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一所学校,对于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思念与时间总是成正比的,离开母校20多年来,我对汤山的思念与日俱增。此后,我多次到母校拜访老师、求教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受校宣传部、团委之邀,我曾回母校举办了《我写作我快乐:我与文学一起成长》和《人生转折点:走上成功的新起点》两场讲座。每次回校,都得到傅爱国、蒯文铮、汪元榜、顾晓松、刘洪涛、赵自勇、何照泽等恩师的热情接待,师生共叙情谊,共话未来,使我受宠若惊,倍感温暖。 前年初秋,我去了一趟母校。到达时已是下午四点,天刚放睛。阳光普照下的母校,显得层次分明,光洁典雅。宽敞的校门巍然屹立,门额上由赵朴初题写的“巢湖学院”校名熠熠发光。新建的教学楼,鳞次栉比,赏心悦目。走进校园,那块长满荒草的小山坡,变成了标准的塑胶运动场;那片青青的小竹林,长出了科技馆、图书馆、学生公寓等高楼大厦。我不由得惊叹:“啊呀,变了!母校真的变了!变得让我都认不得了!” 要说变化最大的,还是路边我们亲自植下的小树。在校时,这些冬青、香樟才手指般粗细,一晃20多年过去了,它们已经遮天蔽日了。我抚摸着一棵棵大树,感慨万千:物换星移,时光飞逝,与我一起生长的小树已长大成材,而我呢?它们激励着我不断努力进取、成就事业。 五 在母校升本、校庆、校报出刊百期时,我曾写下《汤山,不了的情结》《我与“春笋”》《为母校欢呼》《“良师”与“粮食”》。如今《巢湖学院报》即将出刊200期,巢湖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祥老师给我下达“指令”,让我写篇文章,此时又勾起了我对母校的诸多幸福回忆。 我激动,母校又征地了,又建高楼了,又添新设备了,母校师生喝上巢湖水了…… 我兴奋,母校升本成功了,扩大招生了,老师的学术成果获奖了,母校又评上全国先进集体了…… 这些消息,都来自于《巢湖学院报》。因此,我觉得,在离校之后《巢湖学院报》真的成了我们了解母校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多少惊喜啊! 栖息在淮河之滨,凝望着滔滔淮水,我的耳畔时常响起半汤温泉美妙的滴嗒声;观赏八公山的美景,我的思绪会不知不觉地飘飞到汤山之巅。想象中,我的母校一定又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新变化吧。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200”这个吉祥的数字。“双百”象征一个又一个的“圆满”。200期报纸像200张日历,翻过去的是令人难忘的一页;200期报纸又像200级台阶,记录下一串奋发图强的印记。“200”期还是一个里程牌,值得纪念和庆贺,预示着一个新征程的开始。 祝愿《巢湖学院报》越办越好! 祝福恩师们快乐安康! 祝愿校友们前程似锦! 祝愿母校的各项事业灿烂辉煌! 【作者简介】笔名东方煜晓。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2010-2011年《散文选刊·下半月》首届签约 。着有诗集《春天的走廊》,散文集《淮南散记》《泥土的村庄》。散文《寿县珍珠泉》入选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四年级上册同步阅读教材。2014年全省首届散文大赛入选“提名20”。作词的歌曲《淮畔明珠》《阳光下的守望》《担当之歌》等在央视多次播出,有的传唱到希腊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