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那个院子时，一个中年微胖的女人侧身蹲在井边洗衣裳，身子缩成一个弧形，仿佛就要弹到墙外去——我为这个念头感到好笑。箱子“咔啦”一下撞在高大的木门上，她忽地转过身来，脸上很快堆出笑容。

　　“小女子，你租房子是不是？”

　　我说是。

　　她领我去了最里边的房子，那间房子正好在转角的楼梯口，又一道大门将它藏在里边，如不打开这道门，将很难发现这里还藏着住户。

　　房子是清新的，女房东刚刚拖了地，洒了空气清新剂——菊花的香气。

　　我的性格一定与“躲”字有关，竟然一点不砍价地租了这间房子。

　　于是，房子每天要开三道门。大门，二门，三门，我给它们取了这些名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躲在第三道门里，除了上班的时候要跨过那些门槛。

　　房子的后面有一片竹林，竹林的左边，是一条泥泞的烂路，下雨天要脱了鞋子去走。我最爱在雨天出门，打一把有钩的伞，将鞋子脱来挂在钩子上，专门去走那条烂路——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去走。

　　后来那条烂路被填平了，便再也不去。

　　房东的女儿比我大十岁，那时，她二十九岁，每天被她的母亲领着去相亲。她叫什么呢？好像叫小红，又好像叫小雪。

　　她每出去一次，都要打扮一下，脸上没有笑容，那打扮也不是她的意思。到了二十九岁不结婚的女人，好像是多羞耻的一件事情。她的母亲拖着她，非常苦恼的样子，仿佛一个水果贩子，面对着自己熟透的果实没有人想买而难过。

　　女房东去给她的女儿测八字，其他一样都不看，单看婚姻。那位算命的老瞎子（或者没瞎），眼皮一闪一闪地告诉她，你这个女儿，婚姻的缘分还没到，不过也快了，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过了一年，房东的女儿嫁出去了，那个人有房，有车，有钱，虽然没有貌。

　　嫁人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挑来挑去，最后挑的是房子车子和钱。我在又一条泥路上走玩的时候，房东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回门来，开着车，从我身前晃过去了，她跟我打招呼，脸色有些复杂。她旁边坐着的男子，胖乎乎地夹在座位里。

　　是夏天了，院子里有一棵树挂着许多“胡须”，房东的女儿回来度夏，她的丈夫也来了，这个胖胖的男人，他将挂着的树须子一条一条剪去，仿佛那树是他自己，那胡须是他的胡须，非剪掉它们不可。夏天过去的时候，树仿佛要死掉，却还是撑了过来。

　　有人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也许是吧，房东的女儿逐渐开朗了，她三五成群地约人打牌，然后购物，逛街，四处游玩，回家时，手上总会拧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她喜欢穿一双高跟鞋，木底子，走起来踢踏踢踏响，仿佛一个非常贤淑的日本女人正迈着碎步从院子里走出来。每到她回家，如果我站在二门口，正仰头上望，她的母亲若正巧站在楼边，便会甜蜜地笑着和我招呼，小女子，你要不要来尝一尝我幺女子买来的橘子？我说不，她再甜蜜地笑着回去。

　　成都的冬天，我是在一个煤炉子旁边度过的，此地的人没有烤火的习惯，使初来的我感到不适应。他们抱着热水袋，走哪里都捂着它，不抱的人也有，耳朵上戴着一个绒绒的罩子，帽子也是，衣服穿了很多，从头武装到脚，那笨重的模样，有几分寒迫的窘态，看着像一个雪天出去狩猎的人——什么也没捞着时的样子。

　　趁着一个傍晚，自己匆匆跑到街上，抱了一个袖珍型的煤炉子回来。女房东站在二楼嘻嘻笑着，她戴着一双白手套，凑到嘴边哈出一口白雾，那白雾，就像蒸饭时揭开锅盖冒上来的烟雾。

　　“有那么冷吗？”她问我。

　　点一点头，挤出一个“冷”字。身后的木门吱扭一声自己关上了。

　　我租的房子是一个小得有点可怜的笼子，喜欢它的小，喜欢像鸟一样挤在窝里。一个人的房间不必太大了——我对所有来观看房子的邻居说。大的房间会令我感到空寂和一无所有，真奇怪，我竟然会有这样怪异的想法，事实上又确实是这样的感觉。以前也租过大房子，却常常站在大房子里不敢说话，说多少话，大房子都让它从空空的角落或窗口飘出去，小房子不同，话像花瓣一样，仿佛都满满地粘在墙壁上，或者，插进一只新买的笔筒里——这像是聊斋故事。

　　煤炉子不能放在小房间里，于是，我将它摆在二门拐角的楼道旁边，一个人躲在二门里烤火，想来又温馨，又凄苦。

　　卖煤球的人，我们叫他“煤老坎”，他总会估量着我的煤球快要用完的时候，轻轻推开二门的半扇门板，露出一个刚刚够他脑袋伸进来的夹缝说，小妹子，你的煤圆儿快用完了吧？捡五十个不？——他给煤球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煤圆儿。

　　我说捡。然后他很快地赶着去推板车过来，将黑透了的手套戴上去，把煤球一串一串地码放在小房间的角落。煤老坎穿着青蓝色布衣，一双布鞋，裤子与衣服一个颜色，正好搭成一个套装。卖煤球的人，好似都是一个模样，一种装扮，如果他走进街巷去卖煤球，我会认不出他，或者认为每个卖煤球的都是他。所有的人，都长着一张面孔吧？——我摸摸自己的脸，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煤老坎接过二十五块钱，走了，黑手套取下来塞进裤子口袋里，长长的挂着，像两条狼狈的舌头。

　　房东很少下楼了，入了冬，她便躲在二楼避寒，仿佛一条懒蛇，只在吃饭的时候滑出门，吃完又滑回洞里去。她的女儿也很少再来，仿佛又是一条年轻的懒蛇。男房东不一样，他会在冷天去跑步，穿一身薄薄的单衣，跑完顺便采回每天要吃的蔬果。

　　烤光了一百多个煤球，天气逐渐缓和了，阳光从大门里穿进来，再穿过二门，于是我坐在煤炉子边，脚下就会多出两束阳光。阳光将我托着，像托着一片纤薄的云彩。

　　游子，你回家吗？——阳光仿佛在说话。我恍惚地回——家在山上，家在山上。

　　女房东频繁地下楼来，应该是阳光将她牵下来的，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她常去院子背后的竹林小憩。在那片竹林里，老竹子没什么变化，好似所有老去的植物都一样（包括人类），他们不分春夏秋冬，眼里没有时间流淌的痕迹，所以死才成为一个谜——突然那个人死了，或者那棵竹子身上背满了黄叶，这个谜底才破晓。

　　新竹子是不一样的，女房东喜欢新鲜的竹子，那些嫩竹叶，好似琴弦上拨弄古典音乐的手指，那分气韵，全都演绎在春风里。她搬着竹椅子躺在竹林下，不说话，不需要说话，能在平静的春风中做一个香梦，比在黄昏看一出落日有意思。这是人和自然的缘分，也是女房东和竹林的缘分。

　　我很少去那片竹林，听说竹叶上常常挂着泪一样的露水，每个清晨都粘着，日出才落去。

　　我去了远一些的地方，骑着矮小的二手自行车，因为刚学会骑车，车头总是晃来晃去；骑到火车站后面的小坡上，人突然多起来，我犯了临时神经病，看着前面的自行车轮子转得好看，想着去擦他的车轮，我想知道这样擦上去会不会摔倒，按照平时骑车摔跤的经验，车子在后面擦着轮子，前面的人不会摔，那后面的人呢？我此时就在后面，很想知道这个答案，于是擦上去，一点，一点，慢慢地擦上去——“卡塔——”，车子散了架一样倒下去，我落到地面，一声闷响。前面的人根本不知我擦了他的车轮，平静地蹬车远去。

　　这是我自己闹的惨痛的笑话。跑到街边买了一块邦迪，坏笑着贴在手腕上。

　　火车站离住的地方有很远的距离，却只有这一条路熟悉，试过去其他的地方，每一次都是狼狈地迷路到天黑才找回去。我的个性，就算是迷路了，也不会跑去问人。这里叫什么名字，一点也不熟悉，只喜欢它有一段废弃的铁轨可以走着玩，便每个星期天都来。

　　铁轨的尽头我从来不去找，就像看到的水，从来不去找它的源头。我从铁轨中间走上去，一直走到一片菜园，然后，被那些比我还高的菜花淹没。菜园旁边是居民小区，每一个小区的门都背着菜园开，我就躲在这些房子的背后，稳稳地藏在这里，好似一只蜜蜂。那些房子的窗口是半开的，偶尔伸出一只脑袋，或者一只手，脑袋上的眼睛半眯着，他明明什么都不看，却要将它递出来，仿佛只是为了给脑袋透气；那只手也是，放出来不为了招呼谁，也不做再见的表演，只是往那个窗户晃一下，很快又收回屋里去。

　　我是这些房子的偷窥者，当然，我看不到它们的内心去。除了从那些门里走出来的人，等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向街巷，我才侧着耳朵听——旧瓶子一毛，旧报纸五分，破铜烂铁等下说价钱。

　　我认识了一个人，就在这所房子里，他走出来，双脚踏上铁轨，远远地看着我笑。我避开他的笑。直到他跟我说话，我应他一句，就算做了半个熟人。

　　他突然带来了几个朋友，三男两女，他们快快地走着玩，走累了就做在一起说话。有朋友是一件好事情，我没有，却不感觉难过。他们一定同情我了，故意跑来和我说话，有时手里拿一把菜花，有时什么也不拿，急急地跑来坐在旁边，傻说，傻笑。

　　他姓白，我不记他的名字，只喊他小白，这像聊斋里的一个名字。喊完之后觉得——他是一只男性的狐狸。

　　小白刚来成都不久，还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小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沿着车站旁边的栏杆或墙壁，看那些高高贴着的招工启事。招工启事里没有一个工作适合他。跟着他一起的朋友，都是他的同乡，也和小白一样没有工作。

　　是在一个下午，我独自走在铁轨上，小白没有来，不，他后来来了，邀请我去他们租住的房子认一下门。他说，以后想去，可以随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