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女孩在给青年食堂挑水时，不慎滑落到井里，头没在井水里，两肩被紧紧卡在水桶大小的冰窟窿……等人们发现并把她救出来时，她已经没气了。那年，她不满１８岁，下乡还不到一年。

　　我们是一个队的上海知青。由于这一年里我几乎没在队里，对她不是很了解。她死时我还在县值班分队，留给我的只是一些传言和记忆中的碎片……

　　（一）

　　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红卫兵的模样，尽管她已经离去这么多年，只要提起她，我便想起了下乡的第一天晚上。

　　那天天黑后，我和张木匠等几个男同学走出宿舍，忘了是去干啥，反正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见。张木匠拧亮了手电筒，漫无目标地乱照，一道白光晃过了女生宿舍，就看见窗玻璃后面有两人站着，从窗缝里传出一个北方口音的喝斥声：照什么照？流氓！

　　张木匠吓得赶紧闭了手电筒，口中念叨：乖乖，真厉害！

　　后来我们从女生口音中辨识出来，那天大声喝斥的就是她，出生军人家庭。

　　（二）

　　说来也怪，刚下乡这年，我们这些知青和别的知青有着许多不同，除了能吃苦，肯干活，特别守纪律外，男女之间还不说话。劳动歇息时，男女分开扎堆。在食堂吃饭时，也是男女分桌，好像彼此间不相往来，尽管下来时男女生是一对一搭配好了的。

　　是封建吗？不是。这些男女知青中仅市三女中是单一的女生，其他都来自几所中学的同学，或多或少会认识几个异性，有的是同班同学，有的是同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但究竟是何原因形成这种互不说话的现象呢？如今想来，可能和她率先对男生采取排斥的态度不无关系，因为她有着一帮同样出身的伙伴，个个都操着一口流利的北方话，身上扎满了“刺”。

　　兴许我们男生有着争强好胜的天性，你越“扎刺”越瞧不起你，于是就生分起来。我更看不惯她们痴头怪脑的举动，不就在雪地里滑一跤吗，值得那么放肆地大笑？不就跨个沟吗，有必要大呼小惊地搞得像上刑场似的？当县里动员各队组织人力去江边码头抢卸煤块，她们围着队长争着要去，说什么“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啥都一样？我才不信呢，你站着尿一个试试？！

　　我记得当时叫得最响的就有她一个。

　　（三）

　　因队里一下子添了３０来个劳动力，大田播种完后地里也没什么活，劳动力有了富余，队里联系到给护堤指挥部盖房的副业，组织人马去离屯９０里外的黑龙江边。

　　这回队上让女生也去了几个，有她一个，不过她是去给大伙做饭的。

　　队长指派我兼当事务长。按理说，事务长和炊事员是最有话可说的工作伙伴，可我只管几个钱，记个账，一日三餐该做什么，都是队长跟她说。几天后我就交出了账本，去县值班分队报到。

　　可能是尝到了劳动艰辛的滋味，这些女生没有最初的那股子泼劲，说话声小了许多，但干起活来一点也不示弱。

　　在江边的那几天，当我们顶着火辣辣的日头在工地干活时，总能喝到她挑担送来的白开水。其实她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二十来人的三顿吃喝，起早贪黑的也够累的，却还想着给大伙送水解渴。

　　在县城里，我一门心思投入到训练和值勤上，对村里的事知道不多，后来听说村里知青抓了两个畏罪潜逃、企图越境的杀人嫌疑，立了功，接着知青点的事迹开始在全县传颂，后来就有了知青代表进京参加国庆２０周年观礼等荣誉。我也跟着沾光，一听说我是河南屯的上海知青，人们便投以赞许的眼光，说：不错，上海娃子挺棒的。

　　（四）

　　和她说话纯属偶然。

　　那是个中秋的傍晚，我带着班上战士去镇上巡逻，在大街上迎面碰上了她。

　　过去她一直是穿洗得发白的女式绿军衣，那天她却穿着深色格子的对襟布衣，扎着当时流行的两个短小辫，脖子上系着一条方格的头巾。个头还那么点高，走路却稳重多了。

　　她也看见我了，脸上笑嘻嘻的。我只好迎上去，问了句：你怎么也在这里？

　　她说，她刚代表我们队的知青参加省里的经验交流大会回来。听了别的知青点的先进事迹报告很受教育……不记得后面她又说了些什么，我因有任务，便匆忙和她告别。

　　（五）

　　入冬前，我回屯里取冬季的服装。发现知青点多了三位上海来的插队干部，他们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以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指导知青。他们感觉到男女青年之间不说话是个问题，不利于知青在农村立足和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因为这年雨水特别多，逊别拉河发大水，淹了很多庄稼地，粮食欠收，老乡们一反常态，开始有了风言风语，说这大水是这些南方娃子带来了。

　　“你们几个骨干要带头，男女生多交流了，就能了解情况，掌握全面，就能自强起来，不至于被农村落后势力分割，最后被同化掉。”他们有些忧心忡忡地说。

　　我不以为然，认为有点言重了，尽管我们这村曾经是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

　　（六）

　　元旦来了。值班分队一期结束，我被留下来在二期继续带班。趁一期结束、二期还未报到的间隙，我回屯休假了几天。

　　她还在青年食堂做饭。

　　之所以用“还在”这词，是因为做饭这活太拖累人，让男青年干吧，队里舍不得，已经有一个男劳力在食堂帮橱，怎么肯再搭个整劳力？让女青年做吧，没人愿意，都要下地干活，爽气，即使后来的几年中，我们几个知青骨干仍经常为谁来做饭而犯愁。

　　可她一直闷声不响地给大伙做饭，没有怨言。

　　我听男知青说，给食堂帮橱的小刘看中了她。小刘是投奔他哥嫂来的河南小伙，他塞给她一封信，她看了之后把信退还给他，说了句：不可能。我听了很惊讶，手电筒晃了一下就被骂流氓，向她求爱已远远超出了被手电筒晃一下的程度，就她那性格脾气应该抡起巴掌扇一个大耳光才对，至少也要骂得这小伙狗血淋头吧，怎么就一句“不可能”了结了？看来人是在变。

　　人在变，屯在变，但男女知青之间不说话的这座坚冰依然没有破开。不然的话，我可以知道更多一些有关她的事。

　　（七）

　　在得知她的死讯后，我写了封信托人带给金大哥，在信中表达我的哀悼。

　　她的死引起了县、地委的重视，派人下去调查、收集材料，说要树立起一个知青榜样。她的父母也从上海赶来，和女儿作最后的告别。

　　我是在大殓前一天赶回屯的。村子里和知青点笼罩在沉重的气氛中，打谷场边的仓库搭起了灵堂，墙上挂着她的大幅照片和黑色的帷幕。她躺在自己的照片下面，身上盖着白色的床单。两位臂戴黑纱的女生，手持７。６２步骑枪守护在两旁。陪伴她的还有许多纸扎的花圈。她面容安详，只是额头上有一块淤血，据说是头冲下在井壁上撞的。

　　我听说，她是我们知青点唯一报名去茅兰河——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沟沟的知青，参加一个新的知青公社的创建。我还听说，她过几天就要走了，伙伴们劝她休息几天，整理一下自己的行装，新建点很艰苦，多做些准备。可她一天也没歇。出事这天她感冒了，却还挺着下厨房做饭，去村东边挑水……

　　我还听说，她每天写日记，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女生们看了她的日记都哭了……

　　那天，我听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最引起我震动的是她在日记中写的那句：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坚定不移，接无产阶级革命的班奋斗不息。我万没想到，这位貌不惊人的女孩内心深处竟然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八）

　　第二天大殓前，队长匆匆找到我，说下葬的墓穴开挖得不够大，要我赶紧去修一下。我虽然还没正式回队，但早已被公社武装部委以民兵连长和基干民兵排长的职务，指派的权力还是有的。我喊了几位民兵拿着十字镐和铁锹来到南山坡，一看墓穴就光火，这哪是墓穴，简直就是个弹坑，怎么安放棺材？便脱去棉衣跳进去刨了起来。

　　东北的３月还是冰天雪地的，那土冻得就跟石头一样，一镐下去只砸个坑，进度很慢。

　　哀乐声从村里传来，那是一首《阵亡将士哀悼曲》，和现在的哀乐不一样，但同样让人听了心情沉重和哀痛。我知道，追悼会开始了，参加追悼会的不仅有她的父母，还有县地两级领导和县各机关部委以及公社、各村的代表，很快就要下葬了。整个葬礼不能在下葬时卡壳，我大声吆喝起来，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我想，她可以做到“奋斗不息”，连命也没了，我为何不能为她最后有个稳妥的安身之地出点力呢？终于，当送葬的队伍来到山脚下时，我举锹挥出最后一锹冻土，跳出了墓穴，身上冒出的汗气在毛衣上结成了霜。

　　我站在山坡上往下看，来的人很多很多，送葬的队伍排了足有两三里长，前头的到了南山脚下，后面的还没出村。

　　听参加追悼会的知青说，县委根据她生前的申请，已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在向遗体告别时，她的母亲很坚强，而她的父亲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九）

　　下葬后，我搭便车回县城。几天后黑河日报连续报道了她的事迹，号召地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坚定不移，接无产阶级革命的班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