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在城市的楼群里渐渐沉落，一抹血红的余晖染在病房的窗子上。这间病房在住院楼的二十层，有两张床位，姥姥的病床靠近窗口。站在窗前可以远眺到高低起伏的楼群与纵横交错的街道。

那是姥姥住院的第二天，我请假到医院探望她。舅舅日夜照顾她目不交睫，眼睛上布满鲜红的血丝。我到了之后，他叮嘱我替他照看一下姥姥。他说完坐在椅子上身体斜倚着墙壁，歪着头、合上眼睛呼呼睡了起来。

我静坐在床边凝视着铁架上的吊瓶，滴答滴答的输液声好像融合着时间流逝的声音在房间里流动。我看到吊瓶里的药水将要露出瓶底的时候慌忙按了一下病床前的按钮。护士换水之后，我的目光犹如一只白鸽安静地栖落在姥姥身上。

姥姥已经八十七岁了，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她头发稀疏而雪白，在脑后梳成一个短短的发髻。她的脸庞瘦削枯槁，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仿佛是一条条枯竭干裂的长河横在额头上。一瞬瞬回忆在我眼前像电影似的回放着。

姥姥住院的第三天要去做一项检查。医生说那项检查的设备是从德国进口的，全省寥寥无几，因此检查费用昂贵。我听到舅舅在走廊里打电话，能够清晰地听到他向一位亲戚借钱。那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在一家公司实习，每个月的工资花销之后所剩无几。我很想帮助他，却无可奈何，内心便被愧疚缠绕着。

那天上午八点多的时候舅舅从外面回来了，他满头大汗，脸上绽放着笑容。我猜想他准是借到了钱，刚从银行取回现金。他慌慌忙忙地说要带姥姥去另一栋楼做检查，于是我们把姥姥搀扶到轮椅上。我们推着她进入电梯。

检查室门口坐着五六个病人。我听到一个病人的家属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小声说：“这项检查短短几分钟就要花八千元，太贵了，还不在医保的范围。”我听后一阵惊讶，心想八千元对富人来说微不足道，可是对身为农民的舅舅来说是一笔巨款。他需要卖多少斤麦子与玉米啊！姥姥静静地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她眼花耳聋，根本听不见人们说些什么。

轮到姥姥了，我们帮她穿上塑料鞋套，然后把她推进检查室。我和舅舅站在门口。舅舅叮嘱我说千万别给姥姥说起这项检查的费用，他怕她知道后拒绝治疗。我微微点了点头。

他望着我说：“你姥姥已经将近九十岁了，我也已经六十多岁，可我总觉得在她面前我还是个毛孩子。当我从田里干完农活儿回家后，她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也好，躺在床上也好。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只要能听到她的回答我心里就踏实。我只希望她健健康康的多活些日子。”他说完，眼睛红红的，眼神里淤积着忧郁与哀伤。

我望着他，只见他脸部的肌肉抽搐，眼泪在眼眶里涌动。我说：“舅舅，姥姥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出了院她还会恢复健康的。姥姥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他绷着脸点点头，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落。

大概十分钟之后，检查室的门开了。我们马上进去搀扶姥姥，把她扶上轮椅。

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检查结果出来了。舅舅与我都盯着确诊单既悲哀又恐惶——姥姥被确诊患了肺癌晚期！医生说姥姥年龄太老了，不宜做手术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药物保守治疗来延长生命。

舅舅拿着诊断单去询问另一位医生，希望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不久，他失望地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出来，脸庞上笼罩着愁云惨雾。

姥姥对诊断结果浑然不知。她心疼我们昼夜照顾她，嘟囔说：“我已经活了八十七岁，比我的父母叔伯、兄弟姐妹活得都长。我活得很知足，我活够了！我不想再呆在这儿看病，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她在病床上吵闹着回家，不断用两手捶打着病床，她突然间像是一个小孩子。

舅舅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就带姥姥回去在家中治疗。她听后十分高兴。她安静了下来，颤颤巍巍地坐在病床上，远望着窗外的夕阳。我想象不到在她昏花的视野里夕阳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和几十年前的一模一样。

我静伫在姥姥身旁，见她的目光黯淡而浑浊，却蓄满了慈祥与恬静。她漫不经心地问我窗前可以望到什么。我走到窗前，望到一座座楼房、一条条街道、一辆辆汽车以及一棵棵树木。城市的楼群仿佛是层峦叠嶂似的向着天际连绵起伏。

我俯身在她的耳边说：“姥姥，窗外可以望到很多楼房，很多街道，很多树木，还有很多人和汽车。这座城市很大很大，住着几百万人，大的望不到尽头。”

她听后轻轻喟叹一声，追忆起往事说：“六十多年前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这座城市生活，当时你姥爷在这儿工作。我们就住在西城，离碧沙岗公园很近。那时候这座城市很小，只有几条很短的街道。房屋不多，人也不多，很少见到汽车。我经常带着你舅舅到碧沙岗公园溜达。那时候你舅舅刚学会走路，后来黄河发洪水，我们回了老家，这一回老家几十年再没来过……唉，明儿个咱们就要回家了，恐怕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来这座城市了。”

姥姥的这一番话深深震撼了我，让我陷入沉思。一个人从二十多岁的年纪，走了六十多年，成了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一座城从只有几条街道的雏形，经过六十多个春秋，成为一个街道纵横、人烟浩繁的大都市。这其中有多少眼泪，有多少微笑，又有多少故事！

次日下午我和舅舅一起下楼办完出院手续，刚到病房就看到姥姥已经脱掉了病服。她将病服抛掷在床头，坐在床沿上，正弯着腰下床穿鞋子。我们慌忙去帮她穿上鞋子。舅舅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让我提着一个装着杂物的袋子。他背着姥姥下了楼。我们离开了医院。

姥姥离开医院到家后一直卧病在床。舅舅每天在床边端茶倒水，送汤送药。夏天他凑钱到县城买回一台空调安装到她的房间，冬天每晚给她的床头放上一个热水袋暖脚。三年之后，姥姥去世了。这在肺癌晚期的病例里，算是延长生命比较长的。

我经常想起姥姥在病房里看夕阳的情景，想起她说六十多年前时常带着舅舅去碧沙岗公园溜达的往事。在她去世后的一个周末，我独自到碧沙岗公园去散心。

那时正是初春时节，玉兰花开得烂漫，碧桃开得浓艳，樱花开得恣肆。我坐在一棵老树下，望着它粗壮弯曲的枝干，望着它吐芽儿的枝梢，心想六十多年前姥姥到这里游玩的时候它很可能也站在这里。在漫长的时光里，人有脚，想走就走，来去自由，因此辗转到了天南海北；树无脚有根，安守着一方天地。当我们都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树木依然呆在原地。城市，像个公共旅馆容纳着我们。我们在城市里借住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借住一生。与城市相比，我们的人生太短，我们的血肉与骨骼远没有城市的钢筋与石材庞大、坚硬。我们的人生短暂而脆弱，充满了未知。

我凝望着远处的楼群，心想六十年后，我假如还活着，也到了耄耋之年。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而这座城市又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我难以预测，最终让岁月给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