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默默的走了。去一个永恒的清静之地，安心的休息了。除了她一辈子生活的那个小村庄，还有家族中的一些人，大概再没有谁关心这事。

我在京接到电话，已无法返乡为老太太送行。只有默默的流泪，只有深深的内疚，只有将哀思与祈祷交给清风白云，送往千里之外的故土，送给我难以忘怀的亲人。愿她在天堂不再劳累，愿她在天堂不再受穷，愿她舒心安静的休息。

按家乡的习惯，我们一直喊大妈叫大大。在我少年的记忆中，很多时段有大大的陪伴。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有大大照顾着我们兄妹。而我小学的假期，最爱去的地方也是大大家。大大是一个极普通的乡村妇女，她这一辈子太过平淡，没有什么故事。但她去世后，我又常常的想到她梦到她，总想为她写点什么。 

我大大身材瘦小，但一直很精神，好像在她身边这辈子就没有什么愁事。大大永远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态，脸上一直挂着憨憨的慈祥的笑意，哪怕是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记得在她去世前两年，我们回老家看望她时，她已是快奔九十的人了，还患有高血压的毛病。本就瘦小的身躯，似乎又缩了些，但仍精神矍铄。老人手拄一根树棍，在坑洼不平的村中泥地上行走自如，脸上依然挂着慈祥的笑容，亲热的招呼着我们。大大一辈子没坐过飞机，可能也没坐过火车。足迹所至，大概不超百里。作为一辈子土里刨食的农民，我大大能吃到的食物就是家乡土生土长的，县域之外出产的东西就很少尝过。她身上穿的除了蓝的黑的布衣，印象中从未穿过有色彩的衣服。大大这一生好像总是忙忙碌碌的，忙完地里忙家里，忙罢孩子忙老人，直到忙不动为止，她似乎就是为了忙碌而来到这个世上。

大大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的淳朴与善良，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有点憨而懦弱。家里家外，很少听到她和人高声大嗓的说话。在我的印象中，也没见她和谁真正红过脸。外人多认为她太过老实，又没什么本事。在家族内，好像也没有多少人重视她。农村大家族内部的大小矛盾时有发生，即使对方有时恶语相向，但好像也并未太多影响过大大的情绪。大大依然温和诚实的待人接物，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平静的生活与劳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老家是比较穷困的。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大大家的粮食常常断顿，有时甚至需要添加野菜与树叶充饥。记得我就曾在大大家吃过一种叫“扎鱼草”的水草。一大锅剁碎的“扎鱼草”，放上几把杂面一把黄豆，熬出一锅不知什么味的糊糊，确实难以下咽。这东西吃多了，人会浮肿且易便秘。那些日子，下饭菜是谈不上的。为了嘬一点盐味，老家人曾到淮南矿区酱油厂，弄回一些黑糊糊的酱渣当作菜。有时就只能搅上一碗杂面浆放点盐，上锅蒸一下，便用来下饭。有一次，午饭前大大单独把我叫到院子过道里，悄悄的塞给我一个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的煮鸡蛋，让我“赶紧吃了，别让人看见”。我知道，那东西在当时绝对是稀罕物。就是在那样艰难的境况下，大大依然保持着乐观善良的生活态度。记得有一年寒假我去大大家，看到她家院子里住进了七八个穿着挺邋遢的陌生人，有老有小。一问才知道，这是来自山东农村两家讨饭的。大大说，这大冷天叫他们望哪上，怪伤心的，就让他们在这挤挤吧，总不能住外边。时间长了，住进来的孩子常会调皮打闹，家人有时免不了有点意见，但大大始终善待他们。当他们有时讨不到饭时，大大总是想办法从家里紧巴巴的食物里匀出一点来，给老人和孩子充饥。后来听说，这两家人一直在大大家住到开春才回家乡。我至今依然记得大大常说的那句话：人要行善，破碗碴都有垫桌腿的时候。

在我的记忆里，大大是很少发脾气的，但有两次发火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次是在文革时。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常挨批斗。有一次父亲竟被拉到我们小学批斗，我被要求必须参加批斗会。那时我年龄小胆子也小，不敢不去。站在桌子上的父亲，胸前挂着名字打红叉的大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在我面前一遍遍的被喊“打倒”。旁边的孩子看着我，笑着喊着。我就差点没哭出声，但还得跟着喊。父亲是一个骨子里挺倔的人，他为此也多吃了苦头。记得一次我跟父亲去姥姥家回来，在街上遇到一个造反派头头，好像是个粮站的临时工，那人当众质问父亲：“你到哪去了，为什么不请假？”父亲盯着对方说：“给你请假？也不看看你那熊样！”引得旁边人一阵哄笑。对方恼羞成怒的大叫，“好，你不老实？今晚就批斗你！”父亲轻蔑的答道“随便你！”当晚，我和父亲已睡下，但一阵让人心惊肉跳的敲门声之后，父亲还是被带走了。后来，大大从老家过来照顾我们几个，大家心里要踏实的多。但因父亲被斗，我在校还是没少被人欺负。有一天放学回家，一帮孩子一路跟在我身后，喊着打倒我父亲的口号，还用小土块砸我。我挺害怕的，便加快脚步往家赶。快到家时，坐在家门口的大大看到了这一幕。只见身材瘦小的大大突然站起身来，顺手抄起墙边的大扫帚，涨红了脸大骂着“打倒你老子！打倒你祖宗！”如一头护犊的老牛，奋力冲向那群孩子，把那些孩子吓得四散奔逃。那时，我从心里特佩服大大的勇气。

还有一次是向我发火。大大是一个极节俭的人，尤其是绝不容忍孩子们浪费粮食。我们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或碗里剩下的几粒饭，大大也得让我们吃掉，有时大大自己会伸手拾起吃了。大大烧菜放油时总是很小心，生怕放多了，而且倒油后总是习惯的用手指在油瓶口抹一圈，放在嘴里嘬嘬。有一次晚饭时，我吃剩了一口馒头，实在是吃不下了便想扔在桌子上，但一失手却掉在了地上，正巧被大大看到。只见大大脸一红，怒声责骂：“你怎么糟蹋粮食？要挨雷劈的！拾起来吃了！”我还从未见到大大发过这么大的火。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一代人是真的饿怕了，把粮食看的比金子都金贵。

光阴荏苒，我们长大了，大大也慢慢的老去。我工作之后，又有几次调动。身处他乡，尽管心中时常惦记着大大，但回老家看望大大的机会却越发少了，这让我常常深感内疚。多年来，老家人有事找到我，只要能帮的我都会伸手帮一把。但恰恰是一生清苦且有恩于我们的大大，却从未向我开过口。近些年回老家，每次我都要给长辈们一点钱，表达一点心意，大大也只是其中一份。但大大却常常推辞，“你哪有钱？不要给我钱了”。与大大见面，老人永远都是那样的亲热，那样的乐观，从未听到过一句怨言。最后一次见到大大，大约是在她去世前一年的一个夏秋之际。我和爱人及大妹等人去老家看望大大，见到老人时，让我大吃一惊。大大病了，孤独的躺在老土屋中随地放着的竹床笆上，双目微闭，已有些精神恍惚。但听到我们叫她的声音后，却突然精神一振，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大大和我们叙了很多话，其中大多是在回忆我们小时候她带我们的事，时而高兴，时而流泪，有些已记忆混乱了。但始终一句未提自己的病情，也未抱怨过谁。我默默的听着，忍不住的流泪。临返回前，我向老家人详细询问了大大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听说只是患了疟疾，但我告诉他们，老人生病无论大小都不能拖。我为大大留下一点钱，嘱咐老家哥哥抓紧找正规医生为大大治疗。我们含泪与大大告别，并安慰她还会来看她，老人流着泪应着说着。但没想到，与大大的这一面竟是永别。

大大默默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就如她当初默默的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没有故事，也没有多少关注。大大和她们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乡村女性，好像生来的使命就是生儿育女，种田吃饭。即使在她们内心深处或许曾有过不肯示人的青春梦想，但那个时代，那个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以及那个几乎多年不变的生存环境，只能让那些梦想如美丽的烟花，在心中转瞬即逝。生活，最终让我大大们认可了这个世界，认可了世代传承的生存方式，也认可了自己的活法。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大大已经走完了这一生，是如此的平静，如此的清苦，如此的平淡无奇。一生与命不争，与人不争，与事不争，活的就是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大活的是自在的，也是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