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我的周围，经常听到扎堆的女孩在议论，自己将来一定要找一位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的男人做老公，这样的男人被女人喻为“精品男人”。然而现实总是无情的，没有想像的那么完美。现实中恐怕很多男人都愿上厅堂，而不愿下厨房。于是，上得厅堂或者正在挤进厅堂的男人越来越多，而下厨房的男人却越来越少。在厅堂位置有限，众人争抢激烈的情况下，我掂量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后，决定不走“上线”，退而攻“下线”，在下不幸成为一个扎进厨房的“精品男人”。

能下厨房，都是因为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母亲的爷爷是清朝光绪年间时任贵州巡抚的厨师，厨艺不用细说。据外祖父讲，清朝挑选厨师多数是通过公开选拔的，最终入选的那位厨师，他所烹调的菜肴肯定是最适合那位官老爷的口味的。当然也有官老爷自己从家乡找来的厨师，随身跟着行走在官场。可见，母亲的爷爷那厨艺非同一般。

外曾祖父将自己的绝活一点不留地传给了外祖父，想让他日后有一个谋生的技艺。俗话说：“有技走遍天下。” 外祖父经过多年的学习，并没有以此为营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却弃勺投戎。只当着一门爱好，偶尔为家乡的邻居们办红白喜事时撑撑勺，露上两手。

在新中国比较困难的时期，吃顿饱饭不容易，外祖父在外奔波，回到家中的时间短暂，每次回来，他都主动下厨房做饭菜，还要母亲当助手，要求母亲学，母亲在外祖父的耳濡目染下，也学会了做一些可口饭菜。

母亲要我们兄弟四人都学会烧菜做饭，目的很简单，就是以后结婚成家后，老婆不在家时，自己能动手，不会孩子。

另一个现实促使我必须学会下厨房。父亲远在另一座城市工作，母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四兄弟在家乡，个中的压力，可能只有为人父母后就知道。作为家中长子，母亲不在家时，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我身上。母亲为了不让我们饿饭，就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放学回家后就将我喊进厨房。怎样淘米、放多少水煮“随水干”……刚开始我兴趣盎然，觉得蛮有趣味。一些很普通的瓜、菜，在母亲的捣弄下，摆上饭桌就变成了花、鸟、虫、鱼等形态各异的图案，真不忍心动筷子去破坏这份劳动和智慧凝聚成的艺术品，那时，觉得母亲的手非常神奇。

某日，母亲不能按时回家，打来电话，要我给弟弟们弄点吃的。我便在弟弟的推崇下，学着母亲的式样，系上围裙，戴上高耸的白帽，象模象样地开始动手煮饭。根据母亲的交代，家中五口人吃饭，煮饭时舀四杯米就够了。那天，我舀了四杯米放入锑锅中，嫩白的小手来回捧起白米搓了不知多少回后，感觉将所有的米都洗到，就放入清水，开始煮饭。

那时，家中煮饭都是烧干材，1.2米高的灶台上架着两口大锅，当时煮饭的程序是先将米煮至六成熟时，用篱箕将汤沥干，再将六成熟的米饭倒入木蒸子中蒸熟。过程看似简单，要把饭煮得香喷喷，软硬恰到好处还真不容易。犹如打蛇打七寸，煮饭煮六成熟，要把握好这个度，还真不好掌握。

我边带着三个弟弟，边往灶孔里添材煮饭，心想，放满一灶孔的干材和树叶，点燃后将这一灶孔的材烧完就等着沥米了。

不知怎么的，满满一灶孔的木材遇见烈火咋偏偏不燃烧？幼小的我曾经听母亲说过中邪的迷信，那时，懵懂的我以为中邪了。一次不行，再来，我在灶孔门口将一盒火柴都划完了，还是没有将材火点燃。最后，我干脆不用这些跟我作对的材火，取出来放在地上使劲地踩，发泄我心中的怒火。

时间已经过去了30分钟，眼看母亲就要回来了，三个弟弟饿得直喊：“大哥，我饿了，我要吃饭。”此时，我开始焦急起来，抱来一捆树叶，用树叶来煮饭，嘿！锅里开始冒泡了，看着锅里的泡越冒越多，我搭着凳子爬在灶台上看了良久，这是我的劳动成果。

一会儿，锅里的泡又退回去了，灶里的火熄了，我立即又往灶里添树叶，由于树叶不经烧，一会工夫就怠尽。我不得不守侯在灶台前来回添加，火光的烘烤，我的脸上红一块，黑一块，一会拿材，一会抹鼻涕，弟弟们都笑我像挖煤的。只顾着烧火，却忘了看锅里的米煮至什么程度了，待我想起时，站到凳子上舀起一铲一看，全成稀饭了，这可怎么蒸哪？

我还是以为可以蒸熟，就将米汤滤掉，放入木蒸中开始蒸，直到母亲回来，我一个劲地往灶孔里添树叶也没有将饭蒸熟，后来才知道，由于是头一道随水煮时成了稀饭，没有透气孔，是很难将饭蒸熟的。

母亲望着我满身都是炭灰，只有两只眼睛还能辨别，此刻她将我一把搂入怀中，我看见她眼中噙满了泪花，我一直担心母亲会骂我，她的话至今让我深受感动：“乖儿子，你真了不起，第一次煮饭就煮得这么好，值得表扬。”她将三个弟弟叫到跟前说：“你们要向你哥哥学习，什么事情都要学会自己做，只有将生活中这些看似的小事做好做精了将来才能做大事。”

那一餐，吃着我煮的稀饭，大家喜笑颜开。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平常最多能吃三碗饭，那天，我吃了四碗饭，觉得自己动手做的饭特别香，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下厨房，那年我7岁。

家中无姐妹，这是父母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母亲说，要是你们有个姐姐就好了，在母亲心中，女孩子天生要学会下厨房的，那样才会让人宠爱，多数人认为是贤惠，将来好嫁人。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辈子，我注定没有姐姐妹妹，母亲后来就收了很多干女儿，以平衡心里的落差。没有女儿也罢，要儿子学会做女儿的活，于是，在家中排行老大的我就先行一步，走进了厨房，许多男人认为没有出息的领地。从7岁开始，一发不可收，母亲不在家时，我就扮演起姐姐的角色。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学会了烧火，怎样在灶孔架材，留下空间，让氧气充斥其间，干材才能燃烧。后来我上初中物理课后，才知道这干材碰烈火，必须具有“第三者”——氧气的参与，干材才能化为熊熊烈火，燃烧自己，要产生火焰，奉献热能，这个无形的“第三者”至关重要。

六分熟的米，也让我煞费了几年工夫，才掌握得游刃有余，烧多大的火，放多少水，还有不同的大米随水煮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煮饭的本领掌握了，光有饭不行啊，还得有菜，无菜不成席。这做菜可不是轻巧的事，那可是中国渊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流传几千年，具有悠久的历史。要在厨房里有所建树，可要耗费一番工夫，花费一番心血 ，还得通过时间的积淀，才能成为众人认可的大师。中国饮食文化中，共有八大菜系，各具特色，自成一派，每个地域还有自己的喜好，每个民族还有自己的烹饪绝活，真是“泱泱华夏，饮食万千，绝活在勺中。”

就是因为这个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让许多男人产生畏惧，不敢踏入厨房半步。

我开始做菜的时候，母亲没有给我娓娓道来饮食文化的沿革，也没有象某些教授、某些理论家那样，凡事都要从历史根源讲起，要形成系统理论，仿佛不这样，就显得他们没有文化，没有深度，总是喜欢把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事情，给戴上深度复杂化的帽子。

而母亲却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她曾说：“做菜非常容易，你想吃什么，就大胆去做。”其实这样还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平生学做的第一道菜是“醋溜土豆丝”。据母亲讲，这道菜看似简单，要达到进口清脆、色泽晶莹剔透、丝条细匀还要费一番工夫。

八岁那年的秋天，正值土豆收获的季节。一天中午，我挑选了两个个头较大的土豆洗净，开始切丝，先将圆又不似圆的土豆切成片，而后再切成丝。首次操刀，也想切得均匀细小，但在操作中，生怕切着自己的手指，土豆丝就在我提心吊胆，深一刀浅一刀中切完了，最后形成的土豆丝母亲比喻为“扁担条”。耗费的时间较长，土豆丝的边缘都变黑了。最后上桌时，在没有添加任何色素佐料的前提下，都变成了黑白相间的“扁担条”。即便看相很差，在母亲的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将这盘“扁担条”一扫而光。

后来与一些大厨师朋友聊天得知，醋溜土豆丝是厨师考试时的一道必选科目，属于白案中的首选，能检验选手的白案综合能力。

逐渐长大，我这位家中的“姐姐”的厨艺也在随着岁月的前进有所长进。离开家乡到北京去求学，走进厨房的是我二弟。没有经常下厨房的机会，只有偶尔为同学们露上两手。跟同学们做的一些饭菜都是一些家常菜系列，也体现不出特别的绝活，同学们也就见怪不怪，只是统统都送一句“将来那位女孩子嫁给你会很幸福”。走上工作岗位后，已经喜欢上厨房的我只要在家就主动与母亲争着下厨房，很难在家吃一顿饭，回到家中做饭菜主要是为了体现做儿子的一份孝心，让劳累辛苦了半辈子的父母亲多休息会儿。这个时候，还只有亲戚朋友知道我能下厨房，暴露于天下是在一次笔会上。

2001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到海南三亚开笔会。其中有一项内容是野营活动。几十人在海边玩耍了一整天，将身上携带的干粮都“扫荡”完毕。晚上，大家就只好搞野炊，四处弄来一些菜。

到了开始做饭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弄材火，采菜的那份劲头了。见此情景，我毛遂自荐，犹如英雄豪迈般地挺身而出。刚开始摆弄这些简陋的炊具。来自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湖南的文友过来叮嘱我，他们要吃辣椒，菜中多放点辣椒。江浙、上海一带的朋友也不忘过来打声招呼，他们不吃辣椒，能否做两个甜食菜肴。还有北方，西北，南方广东、海南的朋友也有自己的口味，这可怎么办呢？让我左右为难。

凭着我多年下厨的经历，我灵机一动，将众口难调变成了众口能调，今晚的菜就叫“众口能调”，于是我将所有的菜只放基础佐料，油、盐、酱、醋、葱等，为满足各地的朋友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我专门制作了一碟油酥辣椒、红油白糖、蒜汁姜汤、鸡精八角汤，你喜欢什么，就将母菜放到喜欢的汤中蘸一下，这不就众口能调了嘛？这道菜的灵感来自云南的过桥米线。

当晚，每个文友都说是吃得最香的一餐野炊，各自回去后，他们都将我作为这次笔会的主角，写成文字四处刊登。一点雕虫小技露了馅，一些生活类报刊就找我开专栏，专门写我下厨房的经历和独创的“娄氏菜肴”。看来，我这下得厨房的帽子是摘不掉咯。

下得厨房，个中也体会了一些乐趣，于是我像阿Q那样找到了内心的平衡，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许只有既能上得厅堂，更能下得厨房的男人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上得厅堂有时候需要机遇，需要运气，还需要具有扎实的才干，而下得厨房全凭个人能力，我不敢说我已经上得厅堂，但起码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在厨房已经游刃有余，如鱼得水，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在我手中，被我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