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屠善哲自幼爱好文艺，他一生在家乡工作了48年，只在两个职位上游走：乡村教师和文化站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迅速膨胀，父亲却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依然独自住在南京市六合县四合乡文化站，守望着身边的琴棋书画。

父亲是个民间书法家，曾经为文学刊物《雨花》题写过刊名。文化站的墙上挂着他书写的不少条幅，有大、小篆，也有隶书和行书。父亲还搜集了不少产自家乡的雨花石，并给它们分别取了名字，陈列在橱窗里。父亲甚至还亲手将旧报纸全部按月装订起来，堆了两米高，与我后来在首都图书馆看到的旧报纸一样。在父亲的经营下，文化站成了小镇吸引人的地方。我当时在家乡当中学教师，每天都要去父亲那里看报纸、借书或下围棋，有时也照料他的生活。

文化站按规定可以配一名聘用制干事，父亲接受了我表叔的推荐，将一个40来岁的农民聘用到文化站来。此人叫王林山，耳聋，有个病弱的妻子，还有两个患病的孩子（不久先后夭折）。王林山原来靠理发为生，有时还给别人的家具画些花鸟虫鱼，到文化站以后，乡政府每月给他发一笔固定的薪水，不少知情人盛赞父亲救了他一家人。从此，王林山一边画画，一边做些内勤。父亲不满意王林山总是画些花鸟虫鱼，就教他画人物。我亲眼看见父亲教他从画刊上临摹人像，往往画得变了形，跟幼儿园孩子画的差不多。父亲帮他给画取了名字，然后堂而皇之地与父亲的书法并排挂在墙上。

一天，南京市文化局的一些干部来四合文化站检查工作，发现墙上挂着父亲的书法和王林山的画，觉得文化气息很浓，在赞赏之余，提出农民画还大有文章可做。此后，父亲像孔乙己教人识字一样，每当见到农民子弟来文化站时，就会问：“你会画画吗？”当对方说不会时，父亲说：“来，我教你”。有一个19岁的农村青年以前从未动过画笔，父亲教他画一幢两层小楼，楼前再画一棵大树，树下画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这幅农民画被父亲定名为《农家小楼》，后来居然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并被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转载，成为所谓“四合农民画”的代表作。

在一些文化官员的推动下，“四合农民画”被送到江苏省美术馆正式展出，后来甚至被送到美国、日本展出（出国自然没有父亲的份）。一时间，关于“四合农民画”的报道铺天盖地，自然是王林山署名的最多，于是他被誉为“着名的农民画家”，江苏电视台还对他作了专题报道。一些记者凭着自己的想象把王林山描绘成6岁学画、无师自通的天才，忘了他其实是一个患有残疾的半文盲。

那些年，父亲在四合乡文化站接待过众多慕名来访人员，其中最让他感到愉快的是40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何仿。1941年，11岁的父亲忽然离家出走。父亲是爷爷38岁才迎来的独生子，爷爷的焦急可想而知。经多方打听，爷爷终于获悉父亲竟然投奔了新四军。父亲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见到了年长两岁的小战士何仿。不久，爷爷终于将父亲带回了家。又过了两年，父亲像祖辈们一样开始当私塾老师，地点在金牛山东侧的樊集乡。此时，何仿是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团员，时常来到金牛山脚下演出，两位爱好文艺的小伙伴又多次见面。少年何仿就是在此时此地发现并收集整理了着名民歌《茉莉花》，后来曾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

父亲屠善哲从未在任何一幅农民画上署过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记者的采访，尽管他是当时大部分农民画的实际作者。这一点，他的上级是清楚的。因此，父亲获得了一项个人荣誉，得到一份盖着江苏省人民政府大印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家乡还因此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父亲一手打造的农民画尽管造成那样广泛的影响，他却丝毫没有成就感。他多次对我说，他这一生都是失败的。

父亲在63岁才正式退休，文化站不久也名存实亡。父亲患帕金森病多年，终于在2002年初逝世。他留给社会的是一度被热炒的四合农民画，而留给我的除了他写的几幅字，再没有任何有形的东西。王林山只好继续为生计而奔波，没有人再把他当成是什么着名的农民画家。不久，王林山与妻子先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直到前几年，四合农民画才再度引起人们关注。当地官员有意将四合农民画打造成南京的文化名片，吸引八方游客。南京青奥会前夕，我从北京回了一趟故乡，发现从金牛湖到原四合乡已经修通了宽阔的柏油公路，10里长的路两边排列着约200个精致的展板，颇似北京三环路上的公交站，每块展板上都有一幅农民画。游客到此仿佛进入了画乡。

如今最有成就的几位四合农民画家当年都曾直接受到过我父亲的教导。他们中有的成了职业画家，有的成了家乡领导干部。他们的作品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一幅画也能卖到数千元，有的作品甚至被选送到联合国总部展出。我相信，无论四合农民画将来如何发展，家乡的父老乡亲也不会忘记，父亲屠善哲是名副其实的四合农民画之父。（屠雨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