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父亲是勤劳朴实的庄稼汉，母亲是勤俭持家的农家妇。虽然现在他们都已经离我们兄弟姐妹远去多年，我作为他们的儿子，时常会在心里想起他们，在他们的忌日或逢年过节时，更是十分地想念他们，想起他们的勤劳与朴实，想起他们一生的艰辛与不易，想起他们对子女无私的爱，想起他们对家无怨无悔的担当，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是黄梅县蔡山镇杨世英村六组人，他生于1917年农历10月，父亲5岁那年他的母亲去世。自此后，父亲清楚地记得，尽管他是家里的老大，却再也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和鞋袜，冬天再没有好好穿暖过，夏天更是一天到晚地光着脚，成了家里的放牛娃。

听父亲说，他七八岁时看到村里的同伴儿上学了也想去，他壮起胆子找我爷爷说想上学，结果还是因为家里没人放牛而拒绝了。为此，他哭闹过几次也无济于事。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跟着大人学起了庄稼活儿，耕田耙地，收割打场样样学。都说没娘的孩子懂事早，父亲学庄稼活儿，专心踏实，比起他的同龄人开窍早学得快，这让我爷爷有些意外。或许是奖励，爷爷特意在农闲时还送我父亲到邻村跟师傅学了一段时间的珠算，结果很快学会了“六六六”、“九归头”和两位数的乘除法等。

母亲是我父亲的邻村人，生于1920年农历8月，却在5岁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与妹妹和我姥姥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倒是姥姥家的田地比较多，有20多亩。由于母亲家里没有男劳力，耕种田地只得靠雇人。母亲家里的日子过得相对好些。可是受女孩读书无用的思想影响，母亲只读过3年私塾就回家做家务了。

父母亲是在1940年经媒人介绍相识后不久成婚的，他俩成家不到1个月，在此之前已重新组建家庭的爷爷与我父母就分家了。分家时父母亲仅从爷爷那里分到一间瓦房。此时，父母亲感到与长辈同住屋檐下多有不便，性格倔强的他们果断决定搬出老屋另起炉灶。在他们暂时盖不起瓦房的情况下，盖起了两间茅草房，艰难地开启了二人的独立生活。

在村里，父母亲都是要强的人。父亲种庄稼样样农活不但会干，而且能吃得了别人所吃不了的苦，受得了别人所受不了的罪。他耕种和伺候庄稼，从不误农时，育苗插秧，薅草施肥，灌溉除虫，每个环节从不敷衍。因而，每年生产的粮食每亩产量总比左邻右舍的邻居家高出两三百斤，让村里人赞叹不已。

母亲不但农忙时是父亲的好帮手，常年操持家务也是好样的。家里饲养家禽家畜，家中缝补浆洗和带孩做饭样样安排得停当麻利，生活中更是处处做到勤俭持家。

虽然那个年代长期兵荒马乱，加上当地水患不断，父母亲婚后4年，还是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苦干，一点点积攒着在村里最先盖起了一丈六八高的三间大瓦房，让村里人刮目相看。母亲每每回忆起首次住进新瓦房，下雨时能听到屋顶瓦上的“噼噼啪啪”落雨声，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父母亲一共生育了5男2女7个孩子，其中夭折了2个。在成活的3男2女中，大姐为老大，1944年出生；大哥、二哥分别生于1946年和1950年；最小的妹妹生于1960年；我这个男孩中排行老三的，生于1954年，生日机缘巧合地与母亲同为一天。

在现在的人们看来，一对农村夫妇生养5个孩子难以想象。而父母亲为拉扯我们5姊妹，可以说是受尽了为人父母的千辛万苦和底层人生的困顿窘迫。

我们老家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处，临近江西九江，位于长江北岸。这里地势低洼，河湖较多，可谓十年九灾。这里每年水稻多为两季，收粮季节恰巧又是当地雨季，一旦长江发洪水，就成了汪洋一片，别说粮食无收，甚至洪水来袭往往连房子也给冲走了，只要一家人能逃难保住性命已是大幸。

父母亲第一次盖起来的大瓦房，就是在1949年8月间被长江的大洪水冲得无影无踪，那可是父母亲几年辛勤劳动的全部心血啊！

此后几年，老家还是水灾不断，只是水灾的严重程度没有此前那么大，而每年的粮食注定又是欠收。作为地道的农民，自己种的粮食都不够吃，那一大家人的生活可想而知的艰难。粮食不够，就只有靠父母亲灾后种种菜，补补秋，甚至由母亲带着大些的孩子到外乡秋收过的红薯、土豆地里拾拾遗漏，或是由母亲冬天里纺线织布，去外地换回些粮食贴补充饥，以保证一家人度过一年一度的饥荒。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我所出生的1954年，是我父母亲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大水灾年。这年长江流域罕见的特大降雨过程从6月起，一直连着下到9月初。父母亲看到随着村庄一天天将被洪水淹掉，在房子快要进水之前，对房屋梁架进行了必要的加固后，便与村里多几户人家一起，带着家人逃难去了黄梅县上乡的磨盘山，在这里扯起简陋的帐篷躲避洪水灾难。

由于出走避难时走得匆忙，家人所带的粮食极为有限，逃荒期间缺粮饿肚子时刻威胁着一家老小，此时母亲还挺着大肚子怀着我，并面临着临产。为了撑起这个家，父亲只得在驻地附近的村里打短工以直接换取一家度日的粮食。母亲虽然挺着大肚子还要照看身边的几个孩子和做家务。

9月5日这天早上，天气正放晴，在父亲起早外出做工的当儿，母亲刚刚做好了一家人的早餐，正准备喘口气歇歇脚，忽然感到身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结果经过不太长时间的“闹腾”，一个弱小的生命在这荒凉的小山坡上出生了，我也由此在母亲的逃荒路上来到了这个新“家”，一个苦难的家庭又添丁加口了。母亲让大我10岁的姐姐给她端来热水为我这个小生命作了简单的清洗，便利索地用事先准备好的裹布包好了我。

顿时，疲惫的母亲已经感到实在饿得撑不住了，急忙让我姐姐快快给她递来锅里的几个糠菜粑。姐姐看到满脸是汗的母亲心疼不已，一下拿了6个糠菜粑，母亲竟也一口气给全部吃完了。

母亲后来时常回忆起这一幕跟我说：“逃荒时吃糠咽菜的不好受，可是那年我生完你，吃着那些糠菜粑，满口都觉得香，吃完6个后，我的奶水也很快下来了，那些糠菜粑可是救了咱娘俩的命啊！”

母亲生下我后就没有好好歇过。一次，她到附近的集市上买东西，在返回的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6块钱。“哟，这是谁掉的。”母亲自言自语的说，她抬头看看四周前后不见人。母亲心想，这特大水灾年的，谁掉了这么多钱一定会着急的。为了找到掉钱人，母亲索性坐在了路边等找钱人。一会儿工夫，只见一位老大娘颤巍巍地走过来，神色慌张地见到我母亲就问：“大闺女，刚才我走过这里，把几块钱摸掉了，不知你看到没?这可是我们家的救命钱呀。”“大娘，是不是这个包？”“是的，是的，里面是6块钱呢！”老大娘顿时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母亲立刻递过包塞到她的手里。老大娘为了表示感谢，说什么也要给我母亲两块钱。我母亲说什么也不要这个钱。

小时候，当母亲给我说起这事，我还说咱家那时穷，有6块钱可买不少粮食呢。母亲却认真地说，那不行，谁丢东西谁着急，捡别人的东西就是要还。虽然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但长大后慢慢地我从母亲的言行中悟出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在那次洪水稍稍退下时，父亲曾3次亲自撑船回到老家察看灾情，看看自家的房子是否还在原址上。结果，经过几番周折后，总算找到了水下的老屋场，剩下的就只是残墙碎瓦，老屋架已不见踪影。这让父亲又一次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然而，灾后重建不是只有美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这次水灾后，随着农村“一大二公”体制的快速推行，村民的土地归公了，各家的自留地大大减少了，大食堂大锅饭一切按人头分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实际上就是大家一块儿穷，谁也别想好过。倒是村干部们和村上的大户人家开饭时往往提前打饭，捞好的，捞稠的，这些人家倒是饿不着，而我父母亲这样的老实人，食堂里剩下来的往往是稀汤稀水的，要不要随你去，结果常常饿肚子的也就是像我们家这样的一家老小。

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最易受到伤害的就是孩子。听母亲说，我3岁多的时候，身体一度十分虚弱。一次，我感冒发烧一连多日，打针吃药不见效，情急中被送到乡卫生院住了几天也不行，吃什么拉什么，人也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生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后来连医生都说没办法了。老实巴交的父亲看到我母亲一天到晚在为我流泪，自己也急得团团转，万般无奈下，他只得安慰我的母亲说，既然医生都说没办法，咱们就只有回家了。回家咱自己调理，孩子命大是他的造化，命不大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尽心。回家后，正是在父母亲近1个月的精心调理下，我的病竟日渐好转，并奇迹般地好了。多年以后母亲还时常感叹说这是三伢子命大，我感到这是父母之爱所创造的神奇。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大食堂的拆销和农户自留地的增加，在父母亲的辛勤劳作之下，我们家的粮食逐年增多，日子也渐渐好起来。我的记忆里，这几年家里楼上楼下的房间里一到秋收过后，总是堆得箩满筐满囤子满的。十冬腊月，母亲饲养的一只只鸡鸭和一头头肥猪也开始出售了。家里在卖了粮食和禽畜后，母亲总是赶在春节前扯上一些布匹，请来裁缝师傅，为我们孩子们缝制一身新衣服过年穿。也是这些年，我们家开始有了过去少有的节庆气氛，这也为我的儿童少年时代留下了许些欢乐的记忆。

更让我们姊妹高兴的是，1964年10月的一天，在父母亲的再次努力下，我们家崭新的三间大瓦房终于又在原址上重新建成了。上梁那天，家里办了好几桌酒席，开席前，还放了好些鞭炮，撒了好些糖果，那热闹喜庆的场面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可是，谁料两年后我的大哥因右脚骨质增生竟一病3年卧床不起，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家的因病返贫。由于农村缺医少药，大哥开始因腿疼走路不便，后来慢慢地起不了床。20岁的大哥应该是家里的壮劳力，他这一病挣不了工分不说，还要住院治疗，花了家里不少钱，也转了几家医院，但病情却一直没见好转。

父母亲总是到处打听治疗秘方，到处寻医就诊，到处烧香拜佛，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最心疼大哥的还是母亲，眼看过去活蹦乱跳的孩子，现在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大小便都要人伺候。母亲对大哥的病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头发都愁白了许多。大哥身边离不了人，母亲一边操持着家务，一边细心地伺候着大儿子，她以体贴入微的母爱，为大哥端茶送饭，倒屎倒尿，只要有一线希望，治疗就不放弃。就这样为大哥持续治疗了2年多。

最后，父亲终于打听到九江市骨科医院能治疗这种病。为筹集大哥住院的医疗费，父母亲决定卖掉家中的大部分口粮，以及生猪家禽，又找亲戚借钱共凑了1000多块钱的手术费。那年月，这些钱对农户人家来说就是巨大的天文数字。真是谢天谢地，大哥的小腿增生骨质摘除手术总算顺利。经过几天的观察后大哥终于出院了。可是，这时我们家除了仅有的三间瓦房，已经什么都没有，还欠了几百块钱的债务。但前后卧病3年的大哥毕竟又奇迹般地站起来了。这让我们一家人又重新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

在我家的几个孩子中，数我读书学习成绩较好，父母亲对我因而有些偏爱。父亲常常鼓励我们说，你们几个都要好好读书，虽然家里穷，但只要你们将来考到哪里，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你们上学。

我上初中那年，正处于“文革”时期，学校开课不很正常，老师被学生闹的有时课都上不下去了，这使我一度厌倦了上学。我觉得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回家也是个劳动力了，可以为父母分担一些生活的负担。当我把不想上学的想法告诉父亲时，平日里对我好脸相迎的父亲突然勃然大怒：“不想上学就给我滚，滚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