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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编年史

时间:2015-03-19 07:26来源:中国 网 作者:邓碧清 DENGBIQING 点击:
2010年初夏一个阳光明丽的下午,我终于偷得小半天的闲暇,在电脑上把宋祖英的《小背篓》点出来,听了一遍又一遍,听着听着,眼泪打湿了一张张纸巾。不知不觉间,那个用小背篓把我背大的人,那个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人,已经走了快两年了…… 妈! 近两年来,

2010年初夏一个阳光明丽的下午,我终于偷得小半天的闲暇,在电脑上把宋祖英的《小背篓》点出来,听了一遍又一遍,听着听着,眼泪打湿了一张张纸巾。不知不觉间,那个用小背篓把我背大的人,那个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人,已经走了快两年了……

妈!

近两年来,每当听见别人喊妈的声音,每当看见有老太太蹒跚在附近,我都会条件反射地、情不自禁地想到她。梦里,她常常出现,还是20年前70多岁时精干的样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我55岁的时候,我失去了妈妈,我成了没有母亲疼爱的孤儿,现实多么残酷!

1953年农历十月初二,我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第四区凌云乡邓庵村一个名叫白蜡桥的地方(现乐山市市中区凌云乡邓庵村二组)。我的出生日,名符其实就是妈的受难日。妈个子瘦小,骨盆狭窄,每次生孩子都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尤其如此,据说生了3天才把我这个“祸害”生下来。按照现代医学的眼光看,我在妈的肚子里临出生前应该是胎位不正,也许是可怕的横位,也许是同样可怕的臀位,乡人称作“坐莲生”的——就是佛家称道的坐莲台的那种姿势。这样名副其实的难产,对于母子来说都是真正的九死一生。尤其是在1950年代,在那个接生条件极其差的贫穷山村,我们母子能够幸存下来真该谢天谢地。邻居大人后来告诉我,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显得腿长手长腰身长,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将来会长成一条大汉——难怪我把妈折磨得那么惨。妈后来常对我唠叨:你娃娃差点把老娘害死了!遗憾的是,大概由于后来的成长发育期营养严重匮乏甚至经常性饿肚子,我并没有长成大汉一条。

我是妈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排行老幺,从小被呼作“老六”或者“邓老六”。在我的上面,还有5个,4男1女,但三哥只活了几岁就病死了,老四则是因为妈劳累过度小产。

对了,我还该交代一下我们的“家史”。

按照常理,邓家应该属于“湖广填四川”过来的移民。我们邓氏在乐山的宗祠据说在牛华镇,族人主要居住在五通桥的冠英场和我们市中区凌云乡的邓庵子,安谷场也有一支。前些年认识一位名叫邓碧艾的画家,老家就在冠英,同一个排行,自是我的族兄,我毫不犹豫就称他为“哥哥”。我们这一支所在的邓庵子,地处红壤浅丘陵,水田多于旱地,主要种植水稻,其次是红苕,再其次是小麦、苞谷、胡豆、豌豆、黄豆和其他农作物。山上生长柏树、青冈、苏茅草等植物,跟主要生长松树、杉树和缠窝草的沙土地俗名“小土”相对,红土地又被称为“大土”,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地方。

我的祖父邓瑞德是个木匠,据说他的绝活是在木头上雕花,远近民居的雕花门窗,大半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邓三木匠”的名气的那一带很是响亮。按照“天干饿不死手艺人”的说法,我们家在当地应该是吃得起饭的。家道中落的主要原因在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邓嘉清是我的祖父母的独子。祖父常年在外面做活,相夫教子的祖母深知独子责任重大,必须为家族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因此对邓嘉清特别溺爱。邓嘉清原本有机会读书识字,但他的母亲一打听,私塾先生一不高兴就要打小孩子的屁股或者手板心,怕他挨打,就坚决不让他去读书了。更过分的是,祖母把邓嘉清娇养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举凡农村孩子必须学会的耖田挂田栽秧打谷,上街赶场买进卖出,人来客往招呼应酬,甚至木匠活儿的传家本领,他一样都不会。天长日久,父亲就变得木呆呆憨痴痴的,连钱都认不倒。他小时候曾经拜寄罗姓“保保”,罗家给他起了个罗什么的名字,结果是他的本名和寄名没有多少人知道,绰号“罗瓜儿”却成了别人对他的称呼。

后来我和妻子多次跟妈开玩笑,追问她“为啥子要给我们找个瓜儿做老汉”,妈总是嗔怪地回答:“小瓜儿些问得才怪喃!那是老娘去找的哦?是媒人介绍的得嘛!是你们家婆估到去的得嘛!”我们又说:“你晓得老汉是瓜的,就可以反对噻,不跟他两个耍朋友,不嫁给他噻!”妈举起巴掌作势要打人,脸却已经笑得稀烂:“你以为比得你们现在哦,兴耍朋友,那时候面都没有见过就订婚,一订婚就是被捆起绑起了得嘛!”

妈的娘家距离婆家一公里外,地名莸草坡,现在属于凌云乡徐店村六组,姓王。妈出生在民国六年(1917),那一年据说乐山涨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水大到“差点给大佛老爷洗脚”。许多老年人提起民国六年的大水还心存恐怖,只有调皮青年编的民谣唱道:“民国六年涨大水,淹死的和尚比尼姑多……”在一篇名为《四川各地自然灾害》的网络文章中这样记载道:乐山“1917年7月19日雨,三日不止,河水大涨,城内水深五六尺(近2m)。10月1一5日又降大雨,城内复淹,淹毙颇多。”妈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传说中的雀王菩萨生日,那两场大洪水是在妈出生半岁以后发生的。雀王菩萨是谁,难道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

妈拥有一个非常土气的名字,王桂珍。家公吃鸦片,把家吃得四壁空空,然后就死了。家婆是小脚女人,家公死后没有改嫁,那年头也很少寡妇改嫁。她就带着我的妈、妈的妹妹——姨妈和妈的弟弟——舅舅过日子,那日子过得肯定相当艰难。就这样,妈还被包过小脚,把脚都包变形了。妈曾经向我们诉苦,说她13岁就被送给邓家做童养媳,家婆流着眼泪跟她说:“女也,你去嘛,你到了邓家还可以吃一顿饱饭,跟着娘只有饿死。”

于是,瘦弱矮小的13岁的姑娘王桂珍就被送到了我们家。我的祖母严格遵守对我家婆的承诺,对王桂珍以女儿相待,不打不骂,长到18岁才给我的父母圆房。我清楚地记得,祖母到死都一直喊我的妈叫“大女子”,从来没有改口,果然以女相待。

妈来到邓家以后,大概由于八年抗战以及抗战后的三年内战,中国大地经历了持续多年的兵荒马乱,经济极度衰退,那一带请祖父做木工活的人家越来越少,再加上祖父母都不是持家的能人,因此家道开始中落,按照俗话说叫做“王麻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后来,我们家住的房子居然从瓦房变成成了茅草房。1947年,祖父在砍一棵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树没有砍倒,却把自己的一枚脚趾拇砍下来了。那场意外事故使他流了好多血,又没有找医生治疗,只是在板壁缝里抠了些蛛网膜止血,然后糊上用什么草嚼成的草泥再包上破布。后来,他的脚伤感染破伤风,把他的生命也收走了。祖父死的那一天,五哥碧光出生。

木匠邓瑞德的死,使我们家彻底败落。妈回忆说她经常跟祖母在一起上山下地干活,两个小脚女人成天像牛一样地劳累,却经常吃不饱。有一回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给我的祖母诉苦:“妈也,我实在饿得过不得了,咋个办哟?”祖母无奈地说:“大女子,有啥子办法嘛?你把围腰帕拴紧一点就好过些了。”到1949年底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茅草房已经摇摇欲倒了。

1949年解放了。农村的惯例,所谓解放也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当时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愚钝木讷的平民,除了保长以上的干部受到镇压或坐牢的惩罚外,过去的甲长、社会活跃分子们却找到了感觉,趁机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中坚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入了党,当了干部。地主罗登银位于白蜡桥的四合院被分配给了贫雇农,其他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和坛坛罐罐家具什物也被作为胜利果实分配出去。终于有个名叫李廷华的农会干部,想到了住在歪歪倒倒的茅草房里的我们家,应当算作典型的赤贫户给予照顾,在他的竭力主张下,我家分得了白蜡桥罗姓地主四合院大瓦房的三间厢房。于是,我们家告别了住茅草房的历史。

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多是以急风暴雨的方式肆虐全国城市和乡村:镇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农村里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运动,妈都亲身经历过了。应该说,这些运动本身半数对我们家庭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不大,但有几件事还是值得提起。

我是1953年出生的。在我的记忆中,1965年以前几乎没有吃过几顿饱饭。即使是在合作化运动席卷农村前的那几年,每年粮食收下来晒干以后,妈都要亲手把大部分的上好粮食送去交公粮。从白蜡桥到马鞍山(现在嘉华水泥厂)粮库,走的是新场(凌云乡场镇)—马落山—大山坡—大石桥—乌尤坝—马鞍山一线,路途的大部分是不通车马的官道,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山路,往返一趟约30公里。妈全靠用背篼背粮食,每天走两趟(这条路在解放前她就每年要走二三十趟,四哥就是小产在路上的)。交完公粮,整个收成去了五分之四,装谷子的包篼已经见底,还得经受“统购统销”的搜刮。

统购统销大概是在1955年左右,国家号召卖余粮。那时候粮食产量本来就很低,每家每户完成公粮以后,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但国家有令收购余粮,落实到地方就是有粮食也得卖,没有粮食也得卖,每个县乡村社都有指标,最遭殃的还是说不起话的贫雇农。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对“卖余粮”作了准确的解释:“50-70年代,农民除了交公粮,还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余粮是有定额的必须卖的,农民把这种粮叫做征购粮。由于各级领导左倾和浮夸,吹牛放卫星创高产,征购粮定额很高,有些地方把全部口粮交征购还完不成定额。”(见该书《姐姐》注释[3])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的老家,农民直到近些年还把交公粮叫做“上征购”,那是当年上征购粮的梦魇的延续。

1955年我两岁,由于从小营养不良,两岁的孩子才勉强能够扒着墙壁学走路,自然成了全家重点照顾的对象。妈在煮饭(当年农村一律每天吃两餐)的时候,用一张巴掌大的纱布包上二两米,放在稀饭或者一种叫做“馇沫儿”(用面粉搅拌在清水里煮成的流食,面粉可以是小麦,也可以是苞谷、高粱、红苕干粉等等)饭锅里煮熟,然后捞起来腾在一个小茶碗里供我食用。我在当时享受的这种特权待遇,在后来审视时发现非常重要。如果不是这种特权,以我羸弱的体质是绝对熬不过后来的三年大饥荒的。可惜我的特权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就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上级逼迫“卖余粮”,而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余粮可卖。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旧社会甲长出身的社长邓善清——比我高两辈,按辈分我该称呼他为“二老爷”,已故多年——带着几个积极分子来到我们家,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最后把妈给我专门留的20斤大米搜了出来。妈赶紧去给二老爷求情:“二老爷,求您把这点米给我们留下来,那是全家舍不得吃,专门留给您的六孙儿吊命的,您看他好遭孽哦,都两岁了还走不得路。”二老爷根本不认这个侄媳妇的帐,更不会管我这个“六孙儿”今后是死是活,兀自提起米带着人扬长而去。那些人把米抢走后,据说并没有交给国家,而是跑到一个地方煮成甑子饭,饱饱吃了一顿。那一夜,妈抱着我悄悄哭到天亮。

“特权”没有了,我只能每顿跟着大人吃饭,虽然妈尽量给我捞干一点的饭食,但伙食质量毕竟比起过去差远了。我饿得成天哭,身体本来就瘦弱,这下干脆瘦成了干豇豆。我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像刚生下来时人们预料的那样长成一条彪形大汉,十有八九的原因是刚开始长身体的时候饿了饭。我表达抗争的看家本领就是使劲地哭。这段往事使我想起了官员们,在位的时候能够享受诸多特权,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旦下课,即使仍然出有车食有鱼比平民高贵许多,但失落感会顽强地随时不请自来,只好把往昔望着天的脸儿朝着地下,非复旧日威风。失去特权的我,以清汤寡水充饥,吃不上稍微粘稠的东西,有时候干脆以绝食来抗议,妈看我饿得可怜,只能时常长吁短叹。我哭得让人揪心的时候,奶奶就把我驮在背上不停地摇。为了救我的小命,妈找人弄来“回奶”的药,在我饿得狠了的时候让我咂上几口。可惜妈的奶水有限,我的食量无穷,仿佛饿鬼投胎转世,成天缠着妈要奶吃。妈烦躁极了的时候,就会给我的小屁股来上几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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