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夏一个阳光明丽的下午，我终于偷得小半天的闲暇，在电脑上把宋祖英的《小背篓》点出来，听了一遍又一遍，听着听着，眼泪打湿了一张张纸巾。不知不觉间，那个用小背篓把我背大的人，那个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人，已经走了快两年了……

妈！

近两年来，每当听见别人喊妈的声音，每当看见有老太太蹒跚在附近，我都会条件反射地、情不自禁地想到她。梦里，她常常出现，还是20年前70多岁时精干的样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我55岁的时候，我失去了妈妈，我成了没有母亲疼爱的孤儿，现实多么残酷！

一

1953年农历十月初二，我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第四区凌云乡邓庵村一个名叫白蜡桥的地方（现乐山市市中区凌云乡邓庵村二组）。我的出生日，名符其实就是妈的受难日。妈个子瘦小，骨盆狭窄，每次生孩子都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尤其如此，据说生了3天才把我这个“祸害”生下来。按照现代医学的眼光看，我在妈的肚子里临出生前应该是胎位不正，也许是可怕的横位，也许是同样可怕的臀位，乡人称作“坐莲生”的——就是佛家称道的坐莲台的那种姿势。这样名副其实的难产，对于母子来说都是真正的九死一生。尤其是在1950年代，在那个接生条件极其差的贫穷山村，我们母子能够幸存下来真该谢天谢地。邻居大人后来告诉我，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显得腿长手长腰身长，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将来会长成一条大汉——难怪我把妈折磨得那么惨。妈后来常对我唠叨：你娃娃差点把老娘害死了！遗憾的是，大概由于后来的成长发育期营养严重匮乏甚至经常性饿肚子，我并没有长成大汉一条。

我是妈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排行老幺，从小被呼作“老六”或者“邓老六”。在我的上面，还有5个，4男1女，但三哥只活了几岁就病死了，老四则是因为妈劳累过度小产。

对了，我还该交代一下我们的“家史”。

按照常理，邓家应该属于“湖广填四川”过来的移民。我们邓氏在乐山的宗祠据说在牛华镇，族人主要居住在五通桥的冠英场和我们市中区凌云乡的邓庵子，安谷场也有一支。前些年认识一位名叫邓碧艾的画家，老家就在冠英，同一个排行，自是我的族兄，我毫不犹豫就称他为“哥哥”。我们这一支所在的邓庵子，地处红壤浅丘陵，水田多于旱地，主要种植水稻，其次是红苕，再其次是小麦、苞谷、胡豆、豌豆、黄豆和其他农作物。山上生长柏树、青冈、苏茅草等植物，跟主要生长松树、杉树和缠窝草的沙土地俗名“小土”相对，红土地又被称为“大土”，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地方。

我的祖父邓瑞德是个木匠，据说他的绝活是在木头上雕花，远近民居的雕花门窗，大半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邓三木匠”的名气的那一带很是响亮。按照“天干饿不死手艺人”的说法，我们家在当地应该是吃得起饭的。家道中落的主要原因在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邓嘉清是我的祖父母的独子。祖父常年在外面做活，相夫教子的祖母深知独子责任重大，必须为家族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因此对邓嘉清特别溺爱。邓嘉清原本有机会读书识字，但他的母亲一打听，私塾先生一不高兴就要打小孩子的屁股或者手板心，怕他挨打，就坚决不让他去读书了。更过分的是，祖母把邓嘉清娇养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举凡农村孩子必须学会的耖田挂田栽秧打谷，上街赶场买进卖出，人来客往招呼应酬，甚至木匠活儿的传家本领，他一样都不会。天长日久，父亲就变得木呆呆憨痴痴的，连钱都认不倒。他小时候曾经拜寄罗姓“保保”，罗家给他起了个罗什么的名字，结果是他的本名和寄名没有多少人知道，绰号“罗瓜儿”却成了别人对他的称呼。

后来我和妻子多次跟妈开玩笑，追问她“为啥子要给我们找个瓜儿做老汉”，妈总是嗔怪地回答：“小瓜儿些问得才怪喃！那是老娘去找的哦？是媒人介绍的得嘛！是你们家婆估到去的得嘛！”我们又说：“你晓得老汉是瓜的，就可以反对噻，不跟他两个耍朋友，不嫁给他噻！”妈举起巴掌作势要打人，脸却已经笑得稀烂：“你以为比得你们现在哦，兴耍朋友，那时候面都没有见过就订婚，一订婚就是被捆起绑起了得嘛！”

妈的娘家距离婆家一公里外，地名莸草坡，现在属于凌云乡徐店村六组，姓王。妈出生在民国六年（1917），那一年据说乐山涨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水大到“差点给大佛老爷洗脚”。许多老年人提起民国六年的大水还心存恐怖，只有调皮青年编的民谣唱道：“民国六年涨大水，淹死的和尚比尼姑多……”在一篇名为《四川各地自然灾害》的网络文章中这样记载道：乐山“1917年7月19日雨，三日不止，河水大涨，城内水深五六尺（近2m）。10月1一5日又降大雨，城内复淹，淹毙颇多。”妈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传说中的雀王菩萨生日，那两场大洪水是在妈出生半岁以后发生的。雀王菩萨是谁，难道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

妈拥有一个非常土气的名字，王桂珍。家公吃鸦片，把家吃得四壁空空，然后就死了。家婆是小脚女人，家公死后没有改嫁，那年头也很少寡妇改嫁。她就带着我的妈、妈的妹妹——姨妈和妈的弟弟——舅舅过日子，那日子过得肯定相当艰难。就这样，妈还被包过小脚，把脚都包变形了。妈曾经向我们诉苦，说她13岁就被送给邓家做童养媳，家婆流着眼泪跟她说：“女也，你去嘛，你到了邓家还可以吃一顿饱饭，跟着娘只有饿死。”

于是，瘦弱矮小的13岁的姑娘王桂珍就被送到了我们家。我的祖母严格遵守对我家婆的承诺，对王桂珍以女儿相待，不打不骂，长到18岁才给我的父母圆房。我清楚地记得，祖母到死都一直喊我的妈叫“大女子”，从来没有改口，果然以女相待。

二

妈来到邓家以后，大概由于八年抗战以及抗战后的三年内战，中国大地经历了持续多年的兵荒马乱，经济极度衰退，那一带请祖父做木工活的人家越来越少，再加上祖父母都不是持家的能人，因此家道开始中落，按照俗话说叫做“王麻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后来，我们家住的房子居然从瓦房变成成了茅草房。1947年，祖父在砍一棵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树没有砍倒，却把自己的一枚脚趾拇砍下来了。那场意外事故使他流了好多血，又没有找医生治疗，只是在板壁缝里抠了些蛛网膜止血，然后糊上用什么草嚼成的草泥再包上破布。后来，他的脚伤感染破伤风，把他的生命也收走了。祖父死的那一天，五哥碧光出生。

木匠邓瑞德的死，使我们家彻底败落。妈回忆说她经常跟祖母在一起上山下地干活，两个小脚女人成天像牛一样地劳累，却经常吃不饱。有一回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给我的祖母诉苦：“妈也，我实在饿得过不得了，咋个办哟？”祖母无奈地说：“大女子，有啥子办法嘛？你把围腰帕拴紧一点就好过些了。”到1949年底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茅草房已经摇摇欲倒了。

1949年解放了。农村的惯例，所谓解放也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当时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愚钝木讷的平民，除了保长以上的干部受到镇压或坐牢的惩罚外，过去的甲长、社会活跃分子们却找到了感觉，趁机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中坚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入了党，当了干部。地主罗登银位于白蜡桥的四合院被分配给了贫雇农，其他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和坛坛罐罐家具什物也被作为胜利果实分配出去。终于有个名叫李廷华的农会干部，想到了住在歪歪倒倒的茅草房里的我们家，应当算作典型的赤贫户给予照顾，在他的竭力主张下，我家分得了白蜡桥罗姓地主四合院大瓦房的三间厢房。于是，我们家告别了住茅草房的历史。

三

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多是以急风暴雨的方式肆虐全国城市和乡村：镇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农村里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运动，妈都亲身经历过了。应该说，这些运动本身半数对我们家庭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不大，但有几件事还是值得提起。

我是1953年出生的。在我的记忆中，1965年以前几乎没有吃过几顿饱饭。即使是在合作化运动席卷农村前的那几年，每年粮食收下来晒干以后，妈都要亲手把大部分的上好粮食送去交公粮。从白蜡桥到马鞍山（现在嘉华水泥厂）粮库，走的是新场（凌云乡场镇）—马落山—大山坡—大石桥—乌尤坝—马鞍山一线，路途的大部分是不通车马的官道，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山路，往返一趟约30公里。妈全靠用背篼背粮食，每天走两趟（这条路在解放前她就每年要走二三十趟，四哥就是小产在路上的）。交完公粮，整个收成去了五分之四，装谷子的包篼已经见底，还得经受“统购统销”的搜刮。

统购统销大概是在1955年左右，国家号召卖余粮。那时候粮食产量本来就很低，每家每户完成公粮以后，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但国家有令收购余粮，落实到地方就是有粮食也得卖，没有粮食也得卖，每个县乡村社都有指标，最遭殃的还是说不起话的贫雇农。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对“卖余粮”作了准确的解释：“50－70年代，农民除了交公粮，还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余粮是有定额的必须卖的，农民把这种粮叫做征购粮。由于各级领导左倾和浮夸，吹牛放卫星创高产，征购粮定额很高，有些地方把全部口粮交征购还完不成定额。”（见该书《姐姐》注释[3]）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的老家，农民直到近些年还把交公粮叫做“上征购”，那是当年上征购粮的梦魇的延续。

1955年我两岁，由于从小营养不良，两岁的孩子才勉强能够扒着墙壁学走路，自然成了全家重点照顾的对象。妈在煮饭（当年农村一律每天吃两餐）的时候，用一张巴掌大的纱布包上二两米，放在稀饭或者一种叫做“馇沫儿”（用面粉搅拌在清水里煮成的流食，面粉可以是小麦，也可以是苞谷、高粱、红苕干粉等等）饭锅里煮熟，然后捞起来腾在一个小茶碗里供我食用。我在当时享受的这种特权待遇，在后来审视时发现非常重要。如果不是这种特权，以我羸弱的体质是绝对熬不过后来的三年大饥荒的。可惜我的特权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就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上级逼迫“卖余粮”，而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余粮可卖。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旧社会甲长出身的社长邓善清——比我高两辈，按辈分我该称呼他为“二老爷”，已故多年——带着几个积极分子来到我们家，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最后把妈给我专门留的20斤大米搜了出来。妈赶紧去给二老爷求情：“二老爷，求您把这点米给我们留下来，那是全家舍不得吃，专门留给您的六孙儿吊命的，您看他好遭孽哦，都两岁了还走不得路。”二老爷根本不认这个侄媳妇的帐，更不会管我这个“六孙儿”今后是死是活，兀自提起米带着人扬长而去。那些人把米抢走后，据说并没有交给国家，而是跑到一个地方煮成甑子饭，饱饱吃了一顿。那一夜，妈抱着我悄悄哭到天亮。

“特权”没有了，我只能每顿跟着大人吃饭，虽然妈尽量给我捞干一点的饭食，但伙食质量毕竟比起过去差远了。我饿得成天哭，身体本来就瘦弱，这下干脆瘦成了干豇豆。我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像刚生下来时人们预料的那样长成一条彪形大汉，十有八九的原因是刚开始长身体的时候饿了饭。我表达抗争的看家本领就是使劲地哭。这段往事使我想起了官员们，在位的时候能够享受诸多特权，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旦下课，即使仍然出有车食有鱼比平民高贵许多，但失落感会顽强地随时不请自来，只好把往昔望着天的脸儿朝着地下，非复旧日威风。失去特权的我，以清汤寡水充饥，吃不上稍微粘稠的东西，有时候干脆以绝食来抗议，妈看我饿得可怜，只能时常长吁短叹。我哭得让人揪心的时候，奶奶就把我驮在背上不停地摇。为了救我的小命，妈找人弄来“回奶”的药，在我饿得狠了的时候让我咂上几口。可惜妈的奶水有限，我的食量无穷，仿佛饿鬼投胎转世，成天缠着妈要奶吃。妈烦躁极了的时候，就会给我的小屁股来上几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