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我得了一场病。 病来得异常突然,如同那一场猛雨。
那天下午,母亲在北岗摘绿豆,中间回来蒸馍,馍蒸好后母亲擓了个筐还要到地里去。因为天空阴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不把豆摘回来就要烂到地里。
母亲见我要撵,说:别去了,说不定一会就下了,下了跑都跑不及!
我不依不饶,还是撵去了。
一把豆角还未摘满,就起风了。我抬头一看,只见东北方一大片乌云像山锋一样压过来,又响起了几声闷雷。我说,妈,回家吧!妈说,刚跑来就回去,划不来!你看这豆角都黑了,一淋就炸。再摘会吧!母亲说着,连头都没抬一下。她的心全在豆角上。
黑云越滚越近,电光一闪,咔嚓一声,一个炸雷炸响了!我忙捂着耳朵,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炸雷就是龙要抓人了,于是催母亲快走,母亲说,你先走吧,我再摘几把。
我撒腿就跑。母亲在后面喊,别跑!慢慢走!
丢点了!丢在脸上凉凉的。刚出地块,就下起来了,转瞬之间,风裹着雨像瀑布一样浇下来,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一口气跑到家里,一屁股坐到门槛上,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接着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是一阵少有的猛雨!
猛雨,来得疾去得也快,大约半个时辰雨就停了。母亲在村北头避了一会儿雨,这时也回来了。见我坐在门墩上又咳又喘,忙问我怎么了。我说上不来气,又指着胸部说,这里憋得难受!
母亲开了门,让我进屋躺下。她心疼得直埋怨自己,说不该让我到地里去。
也许她以为躺下歇一会就好了,谁知第二天更加严重,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得满脸通红。喘的时候,不仅连话都说不成,而且从嗓子深处发出一种难听的蜂音,既难受,也觉得羞辱。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寻方问药。
那种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哮喘——气管炎,农村叫黑瘘。黑瘘,医学上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
一病就是一年多。
背方用遍。香油炸鸡蛋、蜂糖炒鸡蛋、韭菜根炖鸡蛋,在犁铧面上煎鸡蛋……直吃得见了鸡蛋就恶心,总觉得有一种鸡屎的味道,一说吃鸡蛋就跑就躲,母亲总是追着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让我吃。后来母亲又把油灯放在灶膛里烧,待烧红了,用火钳夹出来,在里面打入鸡蛋,加入黑糖……要说该很好吃吧,我还是不吃,几个人把我按住,硬是一点一点地塞在我嘴里。
现在想来,如果是虚咳,变着花样吃鸡蛋也许有效,但我根本不是那回事。母亲给我治病心切,不管谁说个方子,她总要拿来一试!
太难为母亲了!我受罪,母亲更受罪!
吃了几个月鸡蛋,没有效果。又用煤渣泡水,甚至用驴屎蛋泡水,喝了一段也没有效果。
一天有人对母亲说,安皋有个医生干针扎得好,叫石国川,张湾人。母亲一听,像看到救星一样立马去了安皋。她要先打探一下,看我这样的病,能不能治?
安皋街在梁洼东北,有二十多里路程。路背,要翻岗过河,所以我们村上的人很少去那里赶集。
母亲来到石国川的诊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人俯卧在床上,光着膀子,脊梁上扎着七根明晃晃的银针……母亲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治病方法。
等了好长时间,母亲终于和石医生接上了话。母亲把我如何得病,如何治疗根根稍稍地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抹泪,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石医生听罢问了一句,怕不怕针?
母亲说,咋能不怕?没方了嘛!
不怕,用车拖来,扎一针试试。
他没有大包大揽,而是说试试。
母亲想,吹嘘能治百病、手到病除的医生往往靠不住。
第二天我就去了,不是用车拖去的,而是母亲把我缚在背上背去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工作,长年不在家,治病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
紧紧地贴在母亲的背上,两手圈住母亲的脖子,头歪在母亲的肩上,像坐摇摇车,晃晃悠悠的,很温暖,很舒适。母亲实在背不动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或让我跟着走一段,但我没走几步就又趴在了母亲背上。母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伸出小手为他拭汗,但也不愿下来多走几步。
母亲用她瘦弱的身体背着我。因为爱,母亲把潜能发挥到极致。
在诊所里,面对银针,我没有恐惧,只有期待。
我梗着脖子,明晃晃的银针从喉咙扎下去,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有一种麻沙沙的感觉向四周漫延。
母亲有些担心。因为她知道,同村赵某的外孙女也是这病,在南阳扎干针扎成哑巴了。
从安皋回来,母亲欣喜地对父亲说,娃硬着脖子让扎,一点也不怕!
父亲心疼地说,还不是病害够了,想快点治好。
一针扎过,明显见轻,又去了两次,一年零八个月的病就彻底好了。母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母亲逢人就说,多亏了石医生。而人们说,姚姑娘(母亲)心肠好,儿子的妖孽病,多难治,也治好了!要是换换人家,也许就落在身上了。
到现在,一听见我咳嗽,母亲就心神不宁,催我去看。她说,是不是那个病又犯了?
我说,这是感冒,不是一回事,她才放心。
在缺医少药也没钱的年代,什么都不怕,就怕有病。母亲把我抚养成人,是多么不容易!
母亲的恩情比山高,比水深!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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