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快到了，脑海里经常浮现去世三十多年的父亲，一种哀思在心头涌动，每当我看到那支和父亲的遗像挂在一起的洋号（严格的说是一支军号，但我父亲和乡亲们都叫它洋号，我就会想起那英气勃勃的父亲。从五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初，父亲当了十多年生产队长，他以自已的正直、宽厚、仗义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在我那十来岁少年的眼里，他就是村口那棵能让我们遮风挡雨的老槐树。

　　我们生产队居住分散，呈长形分布，南北相距一公里左右。大跃进年代，田间劳作都是以队为单位集中在一起搞大生产。　为了统一劳动时间，也为了全队开会、派工什么的，不知父托人从那里弄回了一支军号，在家苦练了几天后，他第一次在老槐树下吹响了它，连吹号带吆喝，不到一刻钟就把乡亲们招来了。大家既新奇这洋号，更佩服父亲会吹。几天之后父亲不仅能轻松的吹响，还吹出了了几种变换的调调。“以后大伙就听我的号令行事”：听着‘嘟嘟哒哒嘟…是上工号，嘟哒嘟…是休息号，嘟嘟嘟哒的哒…是收工号等等，父亲边演吹边讲解，说到收工号，武哥依着号音唱了一句“回去哄娃娃，洋号成了父亲指挥生产的重要工具，至今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他们当年送给父亲的一句歇后语“叶某吹洋号－－－都来。”

　　一天收工后，生产队遵照上级指示在由头开了个“战地会”，因为天比较黑，又急着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到公社开会，下午回来要开社员大会，去老地方取洋号才发现洋号不在，“咦，我的号呢？我的号呢？”他连忙问母亲，母亲也忙着屋内屋外的找，就是找不着。他急得冲母亲发脾气“你个蠢娘们”自家的东西都收捡不好！”母亲不理他，只是埋头找。他忽然想起昨天开田头会都用过，拿脚就往田头跑，那还有踪影？他在荒草丛中扒来扒去的找，细密的汗珠布满了他黑红的脸，阳光正从天空中洒落下来，像流沙一样漏到他的脊背上。这镜头就从此定格在我的怀想的心灵里。

　　没办法，以后的日子里就改用哨子吹，这于他就像是猎手的钢枪换成了打狗棍，他实在觉得憋屈，再也不去老槐树下吹，而是跑南跑北的吹。

　　大约一个星期后，母亲去供销社买布，准备给我做一套学生装，无意中在收购门市部的破铜烂铁堆上看到了那支洋号，如获至宝布也不买了，立马找供销社的干部磨了半天，用五元钱买回了那支洋号，父亲见了这失而复得的洋号，高兴得像个孩子“哎呀，我的乖，你把它找回来哒！”母亲只是红着脸笑了笑。　从此，他叫母亲在洋号上拴事一根一尺来长，二寸宽红洋布条，出门随身携带，生怕它又飞了。后来，这支洋号随着他参加修漳河水库、三干渠，他的洋号不单是在本大队响起，而且也在建设工地上、团部的喇叭里一次次嘹亮的响起来。晚年有时吹吹号，成了他愉悦身心的一大爱好。弥留之际，他眼往墙上寻找，母亲连忙递给他洋号，他摸了摸，又瞧着我们一群儿孙，我明白他的意思，含泪说“爸，我们会把这号视为咱家的宝的，绝不卖掉”这这是父亲一生唯一的酷爱，我把它和父亲的遗像挂在一起，一挂竟然三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来，每年清明节扫墓，我携妻、儿女、孙子回去，在父亲的坟头烧一把纸钱，焚一柱香，念着父亲，想着他一生的点点滴滴。父亲似乎远去了，又似乎就在眼前，因为，我正望着父亲和他的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