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我接到通知，将要离开工作与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调往省城上班。同事及亲朋好友少不了一番话别，可最让我难忘的，却是一个普通退休女工李大姐的告别电话。那铃声似乎在我此后的职业生涯中常常响起，让我心惊心痛，让我反思反省。

刚调动时还未搬家，我们仍住在厂里分配的房里。那是一个双休日，我正在家吃午饭，厂内部电话又响了起来，我放下饭碗拿起电话。电话是厂退休女工李大姐的丈夫老郭打来的，老郭听出是我接话后很高兴，说他爱人想和我说几句话，我赶忙让老郭把电话递给李大姐。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李大姐细微但却清晰的声音，“听说你调到省局了，真为你高兴，祝贺你。我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谢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心。我活不了几天了，没办法报答你，我会在九泉之下为你祝福。”说着说着，李大姐哽咽了，声音渐渐小下来。我心头一紧，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赶忙安慰李大姐要坚强些，好好活下去。我怎么也想不到，李大姐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因为我知道，此时的她已接近生命的终点。年初，我和厂长去她家看望时，她已是癌症晚期病危状态，刚从上海医院接回到家中。原先性格开朗健康乐观的李大姐，因癌细胞广泛扩散，已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瘦弱不堪的裹着被子，蜷缩在暖气边的旧藤椅里，真的让人有些不忍直视。尽管如此，李大姐还是循声努力的转向我们，“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们来了”，脸上露出让人心酸的微笑。走出李大姐家时，我忍不住悄悄的流了泪。 

让人想不到的是，如此状态下的李大姐，竟还专门打来电话道别。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痛与沉重。静心思考良久，只是感到我们生产一线的工人是如此的真诚，如此的善良实在，又是如此的可怜可敬。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常常处于弱势。当身处艰难时，来自组织和管理者真心实意的一点关爱，哪怕微不足道，他们也常常会铭记于心。其实，回想起来，对身陷危难的李大姐和她的家庭，我和领导班子的同事们，并没有给予太多的特别关照。除了一些探视看望外，能说得上的就那么几件事。如为李大姐的丈夫老郭调整岗位。当时已五十多岁的老郭，为人十分老实木讷。而他百公斤左右的体重，让他正常行动都有些迟缓，却仍在厂消防队工作。依他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显然已不适应消防队员的岗位，李大姐出面向厂里请求调整老郭的工作。我们根据老郭的条件，为他调整了较为合适的岗位，老夫妻俩一再感谢。再有就是李大姐病重去上海治疗时，病情恶化，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弥留之际，李大姐强烈希望能尽快返回家乡，家人只得向厂里求援。将心比心，李大姐这可能是最后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但以当时的条件，让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颠簸千里返家，的确风险太大，困难重重。经慎重考虑安排，我们还是抓紧从厂职工医院专门派出救护车和医护人员赶往上海，安全的接回了李大姐，满足了她生前也许是最后一个重大心愿，给了李大姐及家人一个安慰。平心而论，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所做的那点事，应当是换了谁都该去做而且本该做好的事，但却让一个为厂工作了一辈子生命快到尽头的老职工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过去时间不长，李大姐就过世了。

我不是搞理论研究的，但不知为什么，李大姐的电话，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促使我想了一些问题。从本质上说，国有企业由其性质决定，对其干部及党群干群关系的要求，应当体现党的相关要求的一致性，应该没有什么特殊。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却有意无意的只突出强调国企的经济属性和责任，眼睛只盯着技术经济指标。这就难免出现企业相关资源、领导人的感情与精力，其使用方向基本倾向于领导和高管为主的“精英”层，而对那些常说的“主人翁”们，则关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虚了。这种变化，给人最直接的感觉首先是“感情”的变化，也即对工人感情的淡漠。感情变了，追求也就变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该为职工做的却做不到、做不好甚至不愿做，而且渐渐习以为常。也因此才会出现为职工做了一点本该做的事，却让职工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批评和讽刺。随之而来的，也必然会让一些本就来自工人群体的国企领导和高管们，与工人的感情却日渐疏远，日益沉醉在当“老板”的感觉之中。诸如此类，长此以往，国企这一大块的损失，更多的可能会体现在“人心向背”上，倘若放在“执政”这个大背景下去考量这个问题，那大概是无法用数字指标去衡量的。

事情早已过去，但李大姐的告别电话，至今想来，仍常常让我震撼，促我反省，给我教益。它让我看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很多无法弥补的不足与遗憾；它时时提醒我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忘“本”。因为，我们都来自百姓，也终将回归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