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方式上爷爷和奶奶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寓人生道理于故事，让受教育者在幽默诙谐中自己去领悟其中的奥妙。爷爷讲故事赢得过学生欢声雷动的掌声，此情此景我还历历在目。而奶奶的教诲则如影随形时时浸润着我的心灵，伴随着我的成长。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故事是《孙叔敖杀两头蛇》，她讲：孙叔敖是我们楚国的国相，他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曾遇见过一条两头蛇。因听大人说过这两头蛇是不祥之物，凡遇到的人都会丢掉性命，于是他就捡了块石头索性打死了它，然后一路哭着回家。母亲问其缘由，他说：“我刚才看见了一条两头蛇，害怕和您就要死别了”母亲问：“蛇现在在哪呢？”他回答说：“我害怕别人又见到这条蛇遇难，就把它杀了已将其埋藏在山下（即今天沙市的蛇入山）。”他的母亲安慰说：有这样好心肠的孩子是不会死的。你一定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后来孙叔敖长大了，果然成为了一代国家功臣。听这个故事时我大约只有三、四岁，但遇事首先要为他人着想的意识已经在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根。为了不让我听故事感觉枯燥，奶奶讲故事时也会搭配音乐。比如讲岳飞的同时会教我唱《满江红》，讲苏武的同时会教我唱《苏武牧羊》，讲《孔雀东南飞》和蔡文姬后会同时带我到京剧院听戏，这些精神文化源源不断的滋养着我的心性，清纯着我的魂灵。后来在三年粮食困难期间，读小学二年级的我每天都会将学校发的早点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跑回家中拿给弟弟吃，尽管那时我已经是饿得枯瘦如柴，但每次和大妹在食堂拿到饭菜，我都会把自己钵子中的米饭扒进她的钵子里，然后把她不愿吃的豌豆扒入自己的钵子中。做这些事父母并不知情，它是一种溶化在血液深处意识形态的使然。

还记得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坐在院子中乘凉的邻居们讲起了鬼怪故事，奶奶觉得小孩子听这些不能受益，她就喊我进堂屋一边手摇摇篮哄出世不久的妹妹睡觉，一边给我讲明朝大学士《解缙敏对》的故事。故事很长，我津津有味的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中度过了炎热的暑期。其中最扣人心弦的是：有神童之称的解缙还是五岁孩童时就能吟诗作对，母亲清晨叫他扫地放鸡，他一边做事一边酝酿出诗句：”打扫堂前地，放出笼内鸡。“母亲嗔怪道：做事就做事，怎么念诵起诗来了？他接口而出：”分明在说话，怎道我呤诗？“

解缙14岁居家读书时，因家对告老还乡的曹尚书府，府内有一片青青翠竹越墙而出，除夕之夜，他就在自家门口贴出春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没料想这位曹尚书器量小，见了此联后竟要家中仆人砍掉了竹林，以此举而让对联内容落空。可是聪颖的解缙在原有的上下联各添一字，变成了”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见后干脆叫仆人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见后再次加字跟进：”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如此这番折腾倒也使曹尚书对他刮目相看，他邀请解缙来家作客，想当面见识他的才华。只是曹尚书想量明解缙的身份太低，就故意不开大门，只允许他从侧门进府。解缙知其意而驻足不前，曹尚书让家丁递出一幅上联：”小犬无知嫌门窄“，解缙立即对出下联：”大鹏展翅恨天低“。曹尚书无奈，只好给他开了大门迎进。明朝时官员都穿红色衣服，见解缙身着绿袄，曹尚书借此揶揄道：”井底蛤蟆井底跳，井底蛤蟆穿绿袄“。解缙立既回应：”落锅虾公落锅逃，落锅虾公着红袍“。吃了闷亏的曹尚书心有不甘，于是又出一上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借此提醒解缙小小年纪不要太轻狂放任，哪料年轻气盛的解缙毫不相让的对出了下联：”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后来在语文课堂上，我们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课文时，我能举手回答文中所引用这幅对联的来龙去脉，使得老师对我也有了些许另眼相看。后来我在企业的车间、科室、学校等不同岗位工作时，都曾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自撰春联贴于本单位大门，企业举办对联竞赛我也积极参与并获得过一等奖励。轮到由我负责设计企业大型活动内容，诸如统战工作座谈会、干部联谊会、企业年终总结联欢会时，对对联都会是其中一项重头戏。其兴味恐怕就是源于奶奶给我讲过的那些有趣故事，虽说我做对联并不入行，但它总算不失为是一种文化生活的雅兴。

除了讲故事，奶奶也不放过任何一次让我增长见识的机会。那是1960年夏日的某天早晨，奶奶急急忙忙的来到我住的父母家对我说：赶紧过去，家中马上就要来贵客了。路上她告诉我：今天我们湖北省的省长来沙市视察，要特意到我们家拜访清末科举制的最后一届秀才三太爷。我的三太爷大名郑德孝（1880--1963年），字子仁，终生从事私塾教学。解放后，荣任沙市政协第三届付主席，曾被选为沙市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和奶奶匆匆忙忙从前门进屋时，正好碰到省长张体学、市长曹野、市政协主席等一行上十人从后门进来（因民盟、民革沙市市委就正对我奶奶家的后门，他们是从那边过来的）。走在最前面的省长张体学上身穿着白色的府绸对襟便服，手握一把纸折扇，样子儒雅倜傥。入座寒暄一番后，只听省长说：听说沙市出过”火烧洋码头事件“，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耳朵有点背的三太爷听我转告后回答说：那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八日，沙市全发园面馆湖南籍帮工杨兴全在”洋码头“招商局附近小便被更夫用扁担殴打致死，激起码头工人愤概，他们聚众焚毁了海关新屋、英国泵船、招商局和日本领事馆、日本邮便局、日本商品标本陈列所及渣甸洋行和怡和洋行经理住宅等，当时沙市港”洋码头“人声鼎沸，火光冲天，让早就对外国人将沙市强辟为通商口岸倾销洋货和掠夺江汉平原丰富资源而深感不满的国人拍手称快 。省长张体学听完介绍后指着我说：这些往事您要传给后人，让他们了解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和掠夺，了解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这次会见，领导平和、谦恭的姿态，确实令我终生不忘，而对”火烧洋码头事件“的了解，更是滋生了我的民族耻辱感和尊严感。现在回想奶奶让只有十岁的我参与这次会见，表明奶奶对教育的理解并不局限在读书识字上，不管小孩将来是否有出息，但作为长辈，她觉得自己的责任是要把一个孩子放在社会大舞台的方方面面去历练和积攒见识，从而支撑和推动后代进入更高的境界。想到这层意思，我同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毫无可爱之处，除了没有娇美的容貌，更烦脑的是我在七、八岁时还长了满脑壳的黄水疮。为了方便治疗，妈只好给我剃了光头，惹得同学给我取了浑名叫”郑癞子“，遇有顽皮的男生还编了”癞子癞咣当，偸钱买洋姜“的顺口溜跟在我后面唱过不停。在孩子多得成为父母负担的年代，丑陋不堪的我正是能处处感受到奶奶的格外呵护，才抵制了因自卑而有可能产生出自暴自弃的性格缺陷，正是能处处感受到奶奶对我的格外珍视，那种自尊自爱自强的高贵情怀才得到了良好的滋生。如今每每想起奶奶为我留下的这份天高地厚的财富，我心里就会升腾起一股温暖，一股无法”报得三春晖“的深深伤感和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