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一颗闪耀过光辉的明星，坠落凡尘，化作一树梅花。

古代文人贤达有隐居的爱好，也有求仕的传统，大批着名的无名的文人墨客都曾驰骋官场。离唐朝不远的魏晋，以放荡不羁着称的竹林七贤个个都捞得过一官半职，虽然七贤中官场最得意的那个王戎最俗不可耐。

李白生于盛唐，青壮年时期在玄宗治下度过。玄宗年轻时煞费苦心地从韦氏集团手中夺回政权，继父位前期自然励精图治以证明其所作所为乃大势所趋。当时朝廷已经暗藏颓败之象，可惜没有谏官敢在稍显自负的玄宗面前指手画脚，导致后来朝廷对内对外的关系处理得不甚尽人意。总体而言，当世政治清明，社会繁荣，老百姓出路多，门道广，文人们即使不做官也可以活得很好。“学而优则仕”，不仅是前朝学人的梦想，也是唐人的普遍追求，在那个自信的朝代，文人雅士个个自认怀瑾握瑜，不做官总感觉人生缺点什么，李白亦是如此。

帝王崇道，国家崇道，李白做道士不足为奇。作为一名从玄门获益匪浅的道士，李白喜爱黄老的为人之道，却不拘泥于清净无为的处事理念。李白是有争的，他不屑争小芝麻小西瓜，不甘愿在道观小打小闹，哪怕把道长的位置给他他也不愿做。道教教导弟子们济世度人，李白十分认同，不过他志存高远，希望在尽可能高级的位置上治国平天下。

在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的前提下，李白也看不上那些虾米小官，他“谋帝王之术”，幻想突破各种低层次的考核直接被破格录取做皇帝的辅弼之臣。在此阶段，做到宰相的张九龄，做到礼部侍郎的贺知章，都是李白现实中的榜样。

文人为官，是事业上的追求，写诗，属于一种文字瘾。先秦诸子的文学造诣、思想境界高不可及，他们也没能剥夺后人抒情达意的权利，尽管后人看看“拙作”再看看古人的大作感觉拿不出手。李白对自己的文采倒是极度自信，在他眼里，除了偶像孟浩然之外，他这个“大鹏”就是天下第一。

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闯荡。漫游江南一周后，于二十七岁至鹿门山拜访其非常仰慕的孟夫子，孟浩然留他住了几日，两人成为好朋友。李白一面颂扬孟夫子“迷花不事君”，一面又在心里盘算着：孟夫子隐逸是因为他有老于布衣的资格，首先人家有机会事君但不愿意去，他更乐意种地而且以此能够养活一家人；其次如杜甫称赞孟夫子所书“赋诗何必多”，人家一首《宿建德江》一首《春晓》就不得了了，人在襄阳郊区，诗名早就传满长安城，这个名声跑都跑不掉。我李白一无名小辈要是隐居起来，那不得隐的无名无分渣都不剩？趁着年轻先打拼打拼，建功立业才是正道。

三十四岁的李白已经有家有室，求仕多年仍未得到贵人引荐。那年春天，郁郁不得志的李白由安陆老丈人家再次奔赴襄阳，希望得到时任荆州长史韩朝宗的引荐，不知何故没有下文，即便身处偶像故里李白也不免悲愤交集。他又喝醉了，酒醉后写下一首《襄阳歌》。诗歌中，李白形容汉水的颜色为“鸭头绿”，如果你见过鸭头的那点颜色，再对照一下眼前明澈如玉的汉江水，发觉李白的描绘传神至极，他还没有醉得糊涂，对世界包括对内心态度还算诚恳。他的用意不在写景，重在抒情，抒发他的苦闷，他的愤恨。勤政爱民的羊祜是李白的楷模，而他自信凭自己的德行才能完全可以超越羊祜，时至今日，却连一个自己瞧不起的芝麻小官都捞不到。纵然一身才艺，满腔豪情，无奈天意弄人，只能仗剑天涯。

这一次，李白没有再去拜会偶像，不好意思前往。

四十二岁时，李白时来运转，直接被玄宗征召入宫成了文学侍从。安史之乱以前，翰林学士说起来是个京官，实际上职位跟正牌的朝廷文官差距不止一米两米。对于李白而言，他终于等来出头之日，在玄宗和贵妃面前也确实展现出自己非常人能及的才华——不仅文采飞扬，政治见解也属一流。

由于是被皇帝钦点，又有贺知章的竭力荐举，且其诗歌水准确实没得说，李白由此文名日盛。然而在建功立业的大道上，进入绿色通道的李白与诸多传统文人一样，仕途并不顺当。若要官场得意，不仅应该具备相关才能，还要有适应官场生存法则的性格。说白了，李白不是当官的料。一方面他的性子本来就飘，得意时容易忘记自己姓什么；另一方面，文人都那副德性，骨子里有好几分清高，学不会八面玲珑。归结到李白身上，就是一个字：狂。人说风尘女子轻薄，其实文人墨客轻薄起来更要命。奉旨起草诏书的时候，李白有时酒都没有醒，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最影响仕途的一件事要属他喝醉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那次李白可能借着酒劲跟高力士表示表示亲近：大家都是兄弟啊，兄弟我喝多了，麻烦兄弟帮忙脱一下鞋嘛；也可能想借此方式显显摆，体现自己够潇洒够威风，完全不考虑高力士受得了受不了。高力士何许人，他是国家忠臣兼皇帝兄弟级别的宠臣，在维护李唐政权避免玄宗被韦后及太平公主干掉时立下过汗马功劳，很多比你李白官大的多得多的人想跟他攀关系还攀不上。高力士确实帮烂醉如泥的李白脱了一次鞋，让李白风光了一把，结果人家稍微动了动脑子，李白便被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呆了两年半就被迫收拾东西走人，其实李白应该回过头感谢高力士，他对你够客气了。

唐朝贬官的手法有些绝，不喜欢玩异地复职或者异地升迁，当时朝廷直接切断了李白的仕途，以致十多年之后李白再向朝廷自荐朝廷坚决对他说再见。

评论家言，李白在诗歌中“蔑视权贵”。李白做不到俯身谄媚，但他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蔑视权贵，他巴不得自己在这超越前朝的盛世中成为权贵呢。李白并非贪恋浮华之人，他只是热衷于在官场“事业”上大展宏图，无奈“事业能力”明显比其诗才弱了几个档次。

事业型男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不怎么顾家。家里人不要求你天天围着老婆孩子转，你出门在外总得惦念自己的妻儿老小吧。今人尚且提倡“常回家看看”，李白一出门就成了甩手掌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恨不得两三个春节都不问乡关何处。结果东奔西突除了写下一些诗歌几乎一事无成，后来遇到大麻烦反被老婆救济。顾家这方面，李白真应向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学习。杜甫谦和宽厚，没有李白那么急功近利，而且重情重义，跟李白会面分别后常在诗歌中怀念李白，当然也多处在诗歌中表达对老婆孩子的牵挂。杜甫在世时远不如李白飘逸，诗名也不及李白，但人家即便到了“茅飞渡江洒江郊”这么困顿的地步也愿与家人同甘共苦。李白呢，仕途无望就埋怨世道不公，以诗酒为精神支柱，结果因为贪杯，造的孩子都是酒精婴儿。历经起起落落，李白自有苦衷，他安慰家人说自己在外打拼，实际上什么没拼出来还不怎么眷顾家庭，所作赠内诗多表歉意，但是对不起说得太多会没意思，不知李白的老婆有没有背后骂过他没心没肺。

痴迷仕途而仕途不顺的文人往往境遇悲惨。亏得李白一身侠骨、满腹经纶，晚年还幻想入世的他竟衣食堪忧，常常倚靠自己的诗名寄居富足人家或朋友家中，寄人篱下的感觉终不痛快。李白若像前朝的陶渊明当朝的孟襄阳自食其力养活一家人也落得心里踏实，或者他性格圆融一些留在翰林院做官，往后步步升迁，在锦衣玉食的生活状态下照样可以写出千古佳句，而且可能活得更久一些，比如活到七十八十岁，文人幸诗坛也幸。可惜他注定要活在大唐旧梦中，活在诗酒逍遥里。

“看开”的人为李白惋惜，当官干什么？写诗干什么？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平民百姓，一年四季辛勤劳作，富就乐善好施，穷就安贫乐道，哪管官场险恶，哪用花心思吟诗作对唧唧歪歪。然而，李白就是李白，真正让他对仕途死心，不难，真正让他不写诗，比过蜀道还难。

李白首先是一个诗人，其后是一个道人，最后才是一个俗世中人。没有那些至真至情的抒怀，李白的灵魂就没了寄托，他也就匿迹于凡俗众生，大唐也就彻底失去了李白。所幸，李白爱诗。对于后人，李白的诗是艺术品，对于李白，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被赐金放还后，李白曾在凤凰台为“晋代衣冠成古丘”而伤怀，可料到自己也有被后人缅怀的一天？李白舞过的剑倘若质量尚好，可能深埋于中华大地某处仍未锈蚀，而拦住李白唱儿歌给他听的“襄阳小儿”无疑成了后人口中文中的古人。李白这个名字和他每一首经典的诗歌，比每一个人都走得远。

重病缠身时，李白自知大期将至，在病榻上将手稿交给了亲人，吟出绝作《临终歌》而去，其情其景，引人肃然。

李白不是青莲，是梅花，心清如玉的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