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多风的冬天；

特别是处于吕梁山腹地大山峡里的蒲县，那种寒冷是彻骨穿髓的冷，记忆中山峡里的寒风如刀子一样切割着人们的脸，蒲县中学旁边的那条小河里冰块像山石一样地厚硬了，其实脚下的整个土地都冻得坚硬如石。

七八年的冬天又是一个温润祥和的冬天，特别是从那个欲说还休的十年里刚刚走出来的十亿国人来说，这个冬天和这个冬天里的那次伟大的会议，像一道阳光照射在依然冰封的土地上，照射在渴盼早春的人们的心域里。

这年冬天我刚刚二十岁。

二十虚岁的我已在山区中小学里有了三年多的代理教员的生活。

先是在南山上的李家坡小学，后又在城关红旗小学，后来又在南山上的郑家园小学，之后又在城关的荆坡学校，接着又在蒲县第二中学，到了七八年的冬季，我又到了蒲县第一中学当了代理教员。

不到四年时间却频繁地换了六所学校，山上山下，城里村里，从深山里仅有十三个娃娃的单人校复式班，到县城最具规模的拥有几千名师生的第一中学，可以想象到那时的我像一只丧家之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比公安机关到处抓捕的流窜人员也强不了多少。

那些年，教师队伍里明显地分几个阶层，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长期代教、临时代教，也可叫做铁饭碗、木饭碗、泥饭碗、纸饭碗，长期代教是固定的代教，代替一个固定的位置。临时代教就不同了，像一块砖头，搬来搬去填一个空缺，哪一个女教师肚子大了，请了产假，就替她代一个或半个学期；哪一个老教员头晕眼花，请了病假，就替人家代个三月五月。临时代教最怕放假，一放假，下学期的饭碗没个着落，便在放假前给校长或联合校长买一包点心，偷儿一样趁无人的夜色里给人家送去。校长或联合校长爽快地收下了，临时代教心下窃喜，不慌了，校长在假期里要给他考虑一个位位的；如校长或联合校长死活不肯收他的那包点心，推来推去，甚或有些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临时代教就得识眼色地退出来，怅怅然然地站在夜色里，感到自己的命运像这夜色一样，一派灰暗……

我在当临时代教的几年时间里，夜晚的月光下或没有月光的灰暗里，给头儿们送过十余次包装得四方四整的点心的，那些年这是我唯一能送得起的侈奢品，得到过头儿们接收下的窃喜，也承受过头儿们不予接收和委婉拒绝的痛苦……那种痛苦一次次刺激了我的早熟，使我十八、九岁二十岁的一张少年或者说一个小青年的脸上，过早就爬满了人生的沧桑。故而我的一张脸子就十分地老相了，以至于在我十九岁的那年，一个新的同事曾小心翼翼地问我，跟前有几个孩子了，是三个还是两个？我尴尬而惶恐，要知道我是他问话之后的整整十年后也就是我二十九岁那年才结的婚，三十岁才有我的儿子的。

话似乎有些拉扯远了，我的意思是想说，作为一个临时代教纸饭碗，要端在手里也难上加难，还有比我更困难更栖惶的人在盯着这枚纸饭碗，在同我竞争着……

恢复高考是七七年的冬季，那年十九岁的我在荆坡学校代初中语文课，我想请假两个月复习一下功课，校长没有同意，我只能在代课之余挤时间温习了。那时候我一派混沌，老虎吃天没法子下手，既没有复习题纲又没有参考资料，这时候在蒲县中学当高中语文教师的父亲不赞成我参加大专考试，说像我这种情况，参加个中专考试考个中专学校二三年分配个正式工作就满不错了，抄花头（叫花子）还嫌汤儿稀哩，就考中专吧！父亲对我的低估和他的选择使我走错了人生的一步，考中专是要考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而我偏偏理科特差，我的长处是文科，是强于同龄人许多的写作，是惊人的记忆力，是在几年的代教生涯里杂七杂八阅读过的同龄人从未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如果我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陌生和费解的数学、物理、化学上要花费的巨大的功夫用在记忆历史、地理和政治习题上，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父亲却没有认真地分析这一切，而是人云亦云地甚至很轻率地让我报考中专，我只有顺从地看那些枯燥无比的数字方程式乱七八糟的东西，整整两个多月，我一直免为其难地学习那些我压根就不感兴趣地无法开窍的功课，直到考试结束，我的视力一下子下降了许多，身体也瘦得剩下皮和骨头。

我居然被预选上了，红纸黑字的预选名单就大大地张贴在县城十字街头的南墙上面。

不过，我的名字是靠后的，现在想来，名字的先后顺序可能是根据成绩的先后排列的吧。

能被预选上也是侥幸的，这种侥幸在于我的数理化成绩太差而考好的仅仅是语文和政治两科的提升。

体检、填报志愿，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便是忐忑不安的等待。

第二年三月，即七八年三月，当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像早春里雪白的鸽子一样落到其他同学名下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落选了。

凭心而论，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的这些同学仅是各门功课匀称而已，思想平庸，志向也平庸，只是为了上二三年学校将来有一个工作而已。我在体检和填报志愿时同他们不少人接触过，发现他们几乎没有自己人生的理想和抱负，除了要考试的那几门功课，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更不要说什么中国名著和世界名著了，这是一批没什么文化的中专生，不要说现在，就是等他们学业结束毕业出来，也绝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我知道社会需要这大量的平凡的工作者，对这种“平凡”的指责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脚踏实地，认真生活，平平静静老老实实度过每一个日子，在平凡得接近于平庸中创造了生活，无须超前的思想，无须辽阔的视野，无须批判的锋芒，更无须也不会有深沉的忧患，他们满足和不满足地生活着，过着平稳而平淡的日子……

但我不是这样的，我即使考上当时的任何一所中专学校，我也不会使自己追求的脚步停下来。我当时想，我必须接受国家的高等教育，具体一点说，我一定要坐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室里，系统地完成着我骨子里深爱的中文专业，更广博地阅读一些文学经典，然后认真地哪怕痛苦地思考一些问题，社会的、哲学的、思想的、历史的，弄清许多我当时模糊不清的困惑，在学习之余拿起笔来，倾吐心中淤积的愤懑，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叙写不算漫长但却有波折的青春阅历，还有二十年岁月里所经受过的一些所谓磨难、委屈、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作为一个不错的中学生，却偏偏不让上高中，那是贫下中农推荐的时代，原因就是我家有一个黑色的成份，我爷爷、大爷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四类分子；

在生产队里劳动时，为了每天挣到9.3分工，和强壮劳力一样，在山上炸石头，在河里挖淤泥，在平田整地的劳动场地跑飞车，曾累得脱肛；

十六岁细细高高的我学会了犁地耙地锄地割麦，农活儿之外还作为一个小工子跟着青一色的四类分子大工们给学校盖高中部的教室，那是拒绝我的学校，拒绝我的教室，原来的同学坐在宽敞亮堂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而我却在不远处的工地上顶着大太阳搬砖和泥扛木料，那时候，我的心理就严重失衡了；

几经周折在吕梁山深处当了一个临时代教，却命运多　舛，代教的第一年里领上五年级学生搬石头烧石灰学工劳动中班里一个女学生就意外地被青石砸死了，作为班主任的我自然难脱干系，受到了牵连；

……

这段不算漫长但还比较丰富的阅历，使我不像其他同龄人那样生活平静经历单一，我的高远的志向和生活积累使我有创作的冲动和自信，如果在大学那样一种文化环境里，我相信我能有所作为！

这就是我当时幼稚却真实的想法！

上大学中文系是我那个时期里最美好的愿望和魂牵梦绕的心结。

可是心强命不强的我，居然连个……

我伤心，自闭、自卑，内心里却不甘服输，因为，全县大学文科预选上的几位我都清楚，我的文科水平绝对在他们之上！只是各种原因让我失去了七七年高考的那么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是作为在蒲县是语文权威的我父亲的严重失误，他对我的低估和漫不经心让我永远耿耿于怀！

七八年春末夏初，我病倒了，且大病一场，人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苍黄，一直不停地吐酸水，医院说我白血球增多，县城里传说我得了白血症，一时间纷纷扬扬的。认识的人见了面轻言轻语安慰几句，意思是让我想开些，有病了就按有病的来，想吃些什么好东西就想办法吃点吧……语调里充满了同情和关切；我正在教着的荆坡中学班的学生们也一拨儿一拨儿地来看我，男学生直爽，愣愣地问我，张老师，人都说你得了不好的病，是真的么？女学生含蓄，一个个眼睛红红的，看过我后躲在一边去悄悄擦泪儿。我得摆出一个老师的姿态来，劝他们回去，不必担心我，我病一好就会回学校教他们的……

我现在记不起那时候吃了些什么药，记忆中只买了两小瓶黄黄的如豆的药粒，没打针没输液更没住医院，家里实在太困难，我硬挺着，我整天一人钻在屋子里，到了傍黑人少时才走出屋子到了中学后面的山坡上，吐一会酸水，散一会步，在山石上久久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