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我今生走的最漫长的一条路了。无论车子多么卖力地飞奔，前方青龙山岩石的花纹都丝毫不见清晰，似乎还越来越模糊……

　　一路上，我一遍遍想哥哥的电话，他的措辞和语气。昨天晚上十点多，电话铃突然鸣响，我抓起话筒，里面却出现一截空白，之后才是哥哥低沉的声音：“父亲的病有所加重，明天一早你快回来……不要紧，路上别慌。”我的心一下子大乱，客厅可怕地空阔。我明白哥哥在骗我，母亲去世时他就是这样骗我回去的。但我却不敢往下问，我情愿这一次当真被骗，我还抱着一线幻想，我必须尽早赶到父亲面前，让父亲攥一攥我的手。

　　前不久我回过一趟老家，一进父亲的房间，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没人形儿了！脸小得像枚核桃，眼睛深陷成俩圆坑。小妹听说我回来已帮他侧过身子，他面朝门口，一只骨节疙里疙瘩的手扎煞着，我疾步上前捧住。

　　许是我到来的缘故，父亲精神很好，但两眼却止不住流泪—这在过去从未有过—他不停地擦，可老擦不干，我安慰他，他说是高兴的，其实是父亲已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

　　因为去县城还有公干，我离开座位从他身边走过,就在这时，父亲干枯如柴的胳膊猛地扬起，在空中划了个弧，又缓缓落下。出了门我反复琢磨父亲划弧的动作，我懂了，这是父亲要我接住他的手啊，他要再攥一攥我的手！可是他的意图表达得过于朦胧，我又太迟钝，我的脑瓜是木头做的！已拐出胡同，我没再折回，心想下次回来一定满足父亲这个心愿。

　　从我记事起，父亲在村里负责村务，早晨睁开眼，父亲早不见了，他村南头村北头地奔忙。许是工作忙碌，许是生存艰难（那年月缺吃少穿），父亲不仅没空逗我们兄妹玩，还老虎着一张黑面孔。稍长，我升入初中，仗着喝了几瓶墨水，跃跃着帮勤劳的母亲反抗父亲的权威。父亲也不跟你争论，不和你讲道理，他的方法简单而有效，把眼一瞪，大手一拍桌子，伴一声如雷的吼叫炸响，就吓得我抱头鼠窜。可这样下来，我们父子“生”了，在我印象中，父亲就如同一座耸立着峭崖的大山，叫我望而生畏的大山！

　　没想到，这一切有一天也会变，而父亲的“变”是从那一夜开始的。

　　1979年盛夏，来自省城的吉祥鸟衔着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翩翩地落在青龙山脚下我家院子里。父亲粗大有力的手抖抖地掂了掂那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夜里失眠了。我不知道在吱吱咯咯的木床上他到底想了些什么，反正第二天那张铁硬的脸变得柔和，而且从此再没对我阴沉过。然而，我们之间仍然父是父，子是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们隔开，从不在一起说说笑笑，我们的对话可怜得像电报用语一样简洁。—几十年都是这样，它对我造成的伤害比最尖锐的利器划出的血痕还要深。

　　父亲一如既往地村南头村北头地“颠”，兴奋过后好像把我丢在了脑后。

　　父亲有一把很漂亮的剃须刀，外壳晶莹剔透，月牙形，在当时它绝对是我们家的一件宝物。我在上大学前胡茬早就硬得扎手，且像雨后的老韭菜，越割越旺。我曾偷偷用它刮过胡茬，那感觉，借电视里一句广告语叫：爽！我多么渴望得到这把剃须刀，当然只能想想而已。但在入学前一天我打点行装，却发现它栖在了我的文具盒里。

　　济南距我的老家只有150里路，学校条件很好，我不念家，但也算是出了“远门”，总得写封家书报平安。提起笔却无话可说，一晚上“挤”了不满一页纸的文字，投进邮筒如释重负。待放假回到家，吃过团圆饭，母亲悄悄问我一季子咋就只给父亲写一封信，信还那么短，她说父亲天天盼我的信来，天天念叨，没事就拿出那封信来读，那张纸都念烂了。我觉得很愧对父亲，父亲却从未提过此事。

　　假期里，我在南屋睡，窗前有一棵老枣树，早晨，拴在老枣树上的山羊迎着第一缕曙光激动而抒情地唱太阳赞歌。患失眠症的我却受不了这沙哑嗓音的折磨，抱怨母亲饲养牲畜。次日黎明时分父亲就起来牵羊，他轻手轻脚，解缰绳的同时轻声说：“老山羊，你别叫，我的儿子在睡觉。”他牵着羊轻轻地一步一步走出大门，我很快又回到梦乡，回笼觉很美。以后每天早晨父亲都重复这一“课目”，像每次他一到家必先问“新江（我的乳名）呢？”常常关在南屋里读书或者睡觉的我不应声，心里却阵阵发热。

　　到了第三年，父亲已完全把我当客人看待。这时土地分到户了，很多家庭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村长的父亲仍被村里的杂务缠着，庄稼顾不上侍弄。但是身量发得像一头腱子牛的我放假闲在家里，父亲却不让我下地。趁清早我还没醒他自己出了工，到日头两竿子高，一身泥水地进了家门。有时候我一觉睡到大天亮，匆匆赶去想帮他一把，他却撵我回来，或者扔下活和我一块回。到家他朝母亲嚷：“他念书行，哪是干粗活的料！”口气似是责怪，嘴角却含着得意。

　　像庄稼一茬抽叶开花，一茬结了果实、枯萎了一样，我一年年长大，父亲一年年地老了。大学毕业我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城市筑了一个鸟巢般大的安乐窝，母亲去世后，农闲季节我接父亲来住一段时间。最初父亲说啥也不肯来，姐姐妹妹去“游说”，好不容易说动他，可没住十天半月他就吵着走。他向他的好友水叔诉苦，说在城里没活干浑身难受，四面是水泥墙憋得慌，瓷砖地连口痰也不能吐。后来患了脑血栓，拄上了双拐，自个儿生不了炉子，一气能住一冬天，但却始终自在不起来，在他那间小屋里，一坐一两个时辰，那样子酷似一尊泥塑。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里写作，父亲颤颤巍巍走进来，在书架前撑住双拐，说：“你写的书呢？给我看看。”我的书都是散文，写的多是真人真事，其中有几篇就写我父母，袒露了我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可我不愿意父亲知道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情，迟疑了一下，我回答他：“你看不懂，休息去吧。”这是父亲住在我这里六七个冬天提出的唯一的要求，竟被我拒绝了！

　　还有一些时候，父亲从他的皮包里拿出那张不离身的照片，那是那年春节我捎着相机回老家拍的一张全家福，除缺了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妹妹、侄子、侄女，十多人围着父亲挨挨挤挤站了两排。父亲戴着老花镜，瞅得很出神，又用手摸，这是另一种瞅。然后小心地收好，夹在一本书里，腮颊还漾着笑纹。良久，脸膛转暗，他长长地叹口气，苍老、悲凉，我听了浑身发抖。

　　父亲孤苦地挨着日子，那是一片无边的黑暗，一片无法泅渡的海洋。另一边的我却总是忙，一直忙，没有留出片刻给我的父亲！

　　悔恨来得太迟了，在父亲晚年，在他住在我这里，在我们之间早年那父尊子卑的格局已彻底反过来的时候，我为何就不放下儿子的“架子”，和他聊聊天，听他絮叨絮叨村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看他像与他那帮老哥们凑一堆儿拉家常那样，说到开心处豁着掉光牙的嘴巴哈哈大笑，以享受天伦之乐来冲淡老来及病中的孤寂、痛苦；为何就不主动亲近亲近父亲—仔细想想，除了后期他行动不便，扶他上厕所，背他下楼梯，其他时候我从来都是与父亲保持着距离，远远地望着他，从来没像孩子那样偎在他跟前，从来没拉过他的手！

　　时值高考，儿子考完文化课附加英语面试，我须等他答好这道人生大题才能说别的。我心里火烧火燎般急，眼前老是浮现出父亲那衰朽的身影，那焦炙渴盼的眼神—在生命的最后，他想见儿孙；又浮现出他那干枯如柴的划弧的手臂，那只手臂抬起来了，在空中划了个弧，缓缓垂落，接着再次抬起。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向父亲飞去！

　　但是，恰在我儿子面试英语的前一天晚上，哥哥打来了这个电话—父亲已经过世！

　　父亲静静地躺在灵床上，身上覆盖着一床花棉被，脸上蒙着一层黄纸。我揭下这层纸凝视父亲的遗容，他双眉微蹙，似是带着遗憾而去的，我不忍看。我从那宽大的棉袄袖子里摸出他的手，捧起来，啊，这还是手吗？这是一把茧皮包裹的骨头，病魔吸光了父亲的血肉，父亲是靠什么与病魔周旋，坚守生命高地这么久，而且是孤军奋战？—我应该为父亲助阵啊！愧痛交织，如箭穿心。好在，父亲的手并不冰冷，还温热，父亲生前手钢锉般粗硬，死后是这么柔软。难道确如宗教所说的解脱了？一辈子饱受苦难的父亲要进天堂、享清福了？我稍稍舒了口气，我有很多话要对父亲说，但说不出，我只有紧紧握着他的手，就这样紧紧地握着！

　　父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他知晓我跪在他面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