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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其实我的书不多。我曾在书中看过许多文章，讲到家中藏书满满，有的以为享受，有的以为负累。享受者，这些书多是自己亲手如小鸟衔草筑窝般一点一点滴累积起来的；负累者，则大多是祖辈父辈留下来的，累积太多太久，深以为负。也有爱书者真实的无奈，有一篇文章中就感叹：“那些书买来后，有好多都来不及读，只好束之高阁。”若不说在书中读到的这些，就是在我的周围，我也曾在一位师友家看见过他满满两大书架的书，感觉颇为壮观。还有一位师友，我虽未曾见，听他说起也是有上万册的书。与以上各位相比，我那几本书实在不足言道，至多也就是区区百十两百多册。然而，就是这区区藏书，在我的生活中也已是全面覆盖，无所不在。
在家里，以阳台书房里那个白色的依墙而立的书柜为核心，书就在四面漫延。
那个上台下柜的白色书柜是我以前在乡上工作时向集上的木匠订做的，实木，特结实。搬到县城后，原来的许多家具都丢了，这个书柜是留下来的不多几件之一。书柜不大，上面三台，下面是两扇门的柜。初时，书本也少，就是那少少的三台也还空着许多，后来几年，空空的书架才被慢慢填上，直到如今全部塞满。
在书架旁边，右边是书桌，上面有时放着要做读书笔记的书以及笔记本，抽屉里是书、读书笔记、信笺、信封等物。左边是电脑桌，桌上左侧放着席慕蓉的诗集《七里香》、林清玄的散文集《心的菩提》，这是我最爱的书；还有一本是县里的文学作品集《歌飞核桃园》，我有时候写稿子要从中了解县内历史文化方面的相关资料。三本书的下面是一份早已废弃的工作材料，当时拿回家后顺手那么一放，后来就成了临时记录上网查阅的资料或是电话号码的“随手集”。
书房往里的卧室里，床头柜上有两本书，一本是《读者》（乡土人文版）2008年第11期，上面有我的那篇《乡下爱情》，另一本是《大理文化》2008年第4期，上面有我的那篇《遇见香格里拉》。记得这两本书是去年初冬的一个夜晚临睡前拿过来看的，后来就一直放着，没注意放回书柜上去。平日里，我在睡前常要看看书的，那些书看过之后，也都记得放回去，只有这两本书，就一直在床头柜上垫了底。床尾的梳妆台上也有一本书，是一位朋友相送的诗集，读完后放在那里，就一直没搬动。
客厅的沙发是三个：一个三人座，一个二人座，一个一人座，三人座和二人座放在电视的对面，一人座靠着阳台。我常在阳台的沙发上看书，沙发的两侧扶手上是书、字典、笔。读书的时候，有感动和喜欢的地方，要用笔勾画作记，有不懂的字，要查字典，然后注上读音，若是不查一查，那样囫囵地往下读，我心里梗得慌。说来也怪，有些字查了很多遍，查的次数都记得了，到头来却总是记不住字的读音，下一次遇见，还是再查。
单位里的办公室是三个人一间，本身面积也不大，算下来还是我占得多：除了那张办公桌，那张单独的电脑桌也是我在用。办公桌的左手边，除了一个小小的塑料文件架，就是我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家散文集，《读者》，《散文》，《民族文学》，《大理文化》，还有一本是《一生的禅》，这本书我读得最多，做了一整本的笔记。另外还有一本是县里的文学作品集《古道漾濞》，讲述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古驿重镇漾濞的历史和今天。里面有我的四篇小文，还有，我参加了此书的编辑工作。
电脑桌上，以及旁边，都是书，有朋友相赠的书，还有发表了我作品的杂志样刊。
文件柜里有一格，里面是我的书，在上下前后的文件、档案之中，这些书占了一小个清静的天地。
此刻坐在电脑前，桌上有一本《宋词三百首》，上个星期我在上面读东坡词。
二
年从学校毕业，算起来我离开学校15年了。
离开学校15年，到现在我才有些慢慢体味到，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其实是课本之外。
我上小学时，课本只是语文和数学，后来课程慢慢增加。然而，几乎整个小学阶段，我所接触的书就只有课本。在课本以外，可以读字的地方是村子里几条依稀残留的文化大革命标语。我记得的几条是“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记得上一年级时，一个二年级的男生是这样教我们读的：“毛主度万岁！”“打倒刘少夺！”后来认识了“席”字和“奇”字，我们就常笑话那个男生。
在小学快毕业时，我读了三本课外书，那是三册连环画，一册是陈毅打败国民党整编74师，一册是潘金莲与西门庆，还有一册是武侠。都是同学中传来看的，不记得原主人是谁，书有些残破。先后看完这三本连环画后，我把书在抽屉里又留了一久，不舍得很快还出去。
初中三年，就是拼命地啃书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罗老师让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看，并给我们讲了故事梗概。书本后来是借来看了，看得很艰难，读懂的东西不多。印象里，这应该是我在初中三年唯一读过的课外书（偶尔和同学借来看的一本《故事会》不能上算）。倒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初中三年学的古文，给我留下了一些长久的影响。
中专三年，我学的是财务会计。与初中时的优异成绩相比，我对财务会计一类有一种几乎天然的迟钝，学习成绩平平。中专三年，留给我影响的有两件东西：一个是我在中专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读者文摘》，也就是现在的《读者》。那天，我无意间在一位同学的桌上看到那本《读者文摘》1993年第8期，拿起来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工作后，第一个冬天，远道而来的邮递员来征订报刊时，我第一次订阅了《读者》。另外一件影响我的，是我同样无意地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呼啸山庄》，暗绿色的封面，不记得上面还画了什么。书没太读懂，但是它给我留下了一种吸引。后来毕业实习时，我看到有位同学带了一本新版白色封面的《呼啸山庄》，我向同学借了这本书，读了第二遍。我第三遍读《呼啸山庄》是在我参加工作几年后，我从书店买了那本《呼啸山庄》，像读自己一样地读。我后来想，那时候，我正朦胧地走在一条幽静的过道，从那里走出去，有一扇小小的门，它在等我。
记得在书上读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文明或是知识，是在丢掉书本之后，内心里剩下的那一点东西。这一点我赞同。
三
我一向吝于借书与人，若不到无以推脱，不肯相借。实在借与他人，便要心中惴惴，怕他（她）把书弄坏了，或是看完了书不记得还过来。
我自己对书亦是爱护有加的，除了对书中内容必要的勾画，一般情况下，一本书看完之后，并不会有更大的损坏，仍是好好地放在书桌上，或是书架上。经年的书本，纸质或许会有些变得脆弱，但样子总是完好的。
我在家里的书，有的女儿要借去看，我自然要一再嘱咐不能弄坏，女儿知道我的脾气，自然不敢大意。办公室里的书，因为大多数的同事对此并不感兴趣，倒也少了借书与人的忧虑，但这里还是有几个小插曲想要一提：
插曲一：一天，一位女同事进来聊天，我正看着一本书，有些嫌她打扰。说了几句话后，我把手边一本新买的《读者》递给她，对她说：“这是我新买的《读者》。”期待着她拿上此书，默看一会儿。没想到的是，她拿了此书，如打开扇子般“唰”地一翻，之后，右手拿着书，一下一下地在左手上拍打。我勉强地陪着她说话，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就把书卷成筒，仍在左手上拍打，过了一会儿，把书展开，又从反面重新卷成筒。我疼惜着书，想把书要回来却又不便说，心里后悔不迭。自此以后，我便再也不敢递书与她了。
插曲二：单位里一位男同事，一段时间常来借看《读者》，有时候还要特地跑来问问：“有新的没有？”我有时候就有些不耐烦，邮局报刊亭不是有卖吗？怎么老来借。若是真有读书的爱好，有此道同好倒也是件乐事，问题是，他借书是这样的：跑过来借书，说：“你这书我借去看看。”二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后，匆匆地把书还回来，告诉我：“看过了，还给你。谢谢啊！”然后，什么时候又来借，又匆匆地还回来。看的什么名堂书嘛！
插曲三：我的书常放在办公桌的左手边，有杂志，也有厚书。看过的杂志，一般是按期数顺序放的，厚书本一般放在上面。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在地区报日报上写了一个专栏，一个星期发一篇，我把那些专栏文章的样报按时间顺序放在那个三层塑料文件架的中间一档，上面一档是常用的文件以及新来的文件，下面一档则是有关工作资料。平日里上班时间，我大多数在电脑桌前，有位男同事，来“串门”的时候常坐到我的办公桌前，然后就翻我的那些书，又或是拉出我的那些报纸，如鸡扒稻草似的一阵乱扒，完了往起一摞，把报纸塞回去，原有秩序全部弄乱。这样多次以后，我有些牙痒，不好用话语抗议，就想着打一张“未经允许请勿翻书”的帖子贴在旁边，以示抗争。把这主意向丈夫一说，他笑了：“你也太认真了，都是同事，你就容忍一些，等他走了你再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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