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高山族1500人举行抗日大起义爆发，高山族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134名日本殖民统治者。

　　电影《赛德克·巴莱》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雾社事件中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形。《赛德克·巴莱》虽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筹划，对历史的把握较为准确，甚至专门聘请了赛德克人郭明正为历史顾问，然而《赛德克·巴莱》毕竟是电影，其中既有演绎的部分，也有虚构的成分。本文将还原历史真相，为读者展现原住民悲壮的反日史实。

　　“恩威并济”垦番社

　　1895年，日本强占中国台湾。为了获取原住民区的自然资源，并实现对台湾全岛的控制，日本必须实现对原住民的完全“教化”。为此，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和番务总长大津麟平都主张采取“抚育”和“讨伐”并重的“理番”政策。持地六三郎称，虽从社会学上看“番人”属于人类，但从国际法上看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帝国经济和财政利益，应该对“番人”进行讨伐，甚至可以完全灭绝他们，但是由于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所以应该采取“抚育”与“讨伐”并举的策略。

　　一方面，日本在原住民地区进行“和番”政策。其中，日本警察与台湾原住民头目联姻是“和番”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很少有日本人和汉人结婚，但对于剽悍的高山族“生番”而言，日本却鼓励当地的日本警察与其结婚，意在消弭他们的抗日意识。日本警察迎娶原住民做妻子的例子不胜枚举。1896年，为了争取雾社群的支持，埔里社理番官桧山铁三郎迎娶了雾社群头目巴沙欧的女儿；熟知“番语”的日本警察近藤胜三郎也先后娶了巴兰社头目的女儿以及荷歌社头目的妹妹为妻；1910年，随着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崛起，近藤胜三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近藤仪三郎娶了莫那·鲁道的妹妹狄娃思·鲁道。

　　原住民女子嫁给日本警察后，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而仅仅是政治联姻，结果多数是始乱终弃。桧山铁三郎因为垄断埔里社所有的商业活动，从中谋取巨额暴利，引发“埔里社支厅舞弊案”。桧山因此返日接受审判，其妻被遗弃在台湾，成为第一个被日本人抛弃的赛德克女子。近藤仪三郎在一次外出活动后未归，日本人称其坠落山谷失踪，但马赫坡社的族人却认为这是日本人在故意抛弃其原住民妻子，狄娃思·鲁道被迫只身回到马赫坡社。狄娃思·鲁道的悲惨遭遇让身为兄长的莫那·鲁道愤恨不已，也为他以后起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埋下了种子。

　　日本浪人任警察

　　日本“和番”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邀请原住民首领赴日本“观光”，宣扬日本的国威，使其不敢再有反叛之心。1897年，第一批由平地原住民组成的访问团参访了日本的长崎、大阪、东京等地。据称，日本人评估效果良好，赴日首领皆对日本产生了“敬畏之心”。1911年，日本再次组织赴日“观光团”，此次主要由山地区的原住民参加，赛德克族群的巴兰社、荷歌社和马赫坡社等部落的首领都被安排前往，时年30岁的莫那·鲁道亦在此列。

　　在进行“安抚”的同时，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原住民的掠夺和镇压。为了获取木材和樟脑，日本殖民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徭役，逼迫原住民到深山砍伐被他们视为图腾的神木，而且要求他们必须肩扛出来，因为这样才不至于划伤树木。在对待原住民文化习俗方面，日本按照所谓的现代化的标准对原住民进行改造。1913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下令禁止被原住民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习俗，甚至禁止原住民种植用以编织布匹的棉花。日本警察执掌原住民区包括安全、卫生、贸易、教育等所有事务，对原住民有生杀大权。而且，驻扎在原住民区的警察多为日本的浪人与恶徒，本身品质不端，对原住民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原住民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面对日本人的欺压，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反复的较量。1897年3月，深堀大尉一行14人组成探险队，前往雾社地区调查，“番通”近藤胜三郎担任向导。由于近藤在途中疟疾发作返回埔里治疗，失去向导的探险队很快失踪。后来，深堀等人的尸体在雾社区被发现，日本人因此认为是雾社群干的。为了报复雾社群，日本进行了为期5年的“生计大封锁”，禁止食盐、铁器等进入雾社群，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锁后，日本于1902年4月对雾社群进行军事围剿，然而雾社群依靠人止关（地名）的地利之便，用巨石、木头等猛击日军，致使18名日军不同程度轻重伤。

　　总之，在日本的苦心经营下，雾社地区成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番地管理模范”。雾社不仅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市街，而且雾社地区原住民也大多能讲日语(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对日本的归化程度较高。即使是素来具有反日情绪的莫那·鲁道，也多次参与到协助日本人剿灭其他“番社”的行动中。1920年12月，莫那·鲁道即率众参与了对泰雅族萨拉茅群的镇压行动。

　　敬酒成为导火索

　　“出草”原是指赛德克族为了向祖先表达敬意以及显示本族群的实力，击杀其他族群成员，并将其头颅割下。这本是一种残忍的野蛮行为，一直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然而，1930年赛德克人再次针对日本人集体“出草”，爆发了著名的雾社事件。

　　两次敬酒事件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第一次敬酒事件让荷歌社与日本的关系高度紧张。荷歌社头目阿威·诺干外出打猎返家的路上，被日本警察邀至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喝酒。因阿威·诺干酒量不济，希望早点回家。面对日本警察的频繁敬酒，以原住民语baga（够了）婉谢。然而在日语中，baga音同“禽兽”一词。日本警察大怒，而且找来其他警察将阿威·诺干打死，荷歌社与日本警察的梁子从此结下。

　　第二次敬酒事件让马赫坡社与日本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的一对青年结婚，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恰巧路过，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热情邀其共同参加婚礼。塔达欧·莫那本想以部落的最高礼仪“兄弟饮”（赛德克族习俗中，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一杯酒，以表示友好同心）招待吉村克己，然而吉村克己嫌弃塔达欧·莫那刚杀过山猪的手上染有血渍，认为非常肮脏而加以拒绝，并用警棍殴打他。此举激怒了塔达欧·莫那和其弟巴沙欧·莫那，二人对吉村一顿暴打。事后，莫那·鲁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次带着两个儿子到驻在所道歉。然而，吉村拒不接受道歉，声称要向台中州呈报惩处莫那父子。

　　在两次敬酒事件之后，赛德克人开始秘密筹划抗日行动。荷歌社和马赫坡社是此次起义的主要力量，荷歌社因其头目被日本警察殴死而仇视日本人，马赫坡社因为惧怕日本人的报复而终日惊慌不安。因此，双方的反日想法一拍即合。在筹划和联络过程中，荷歌社的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为堂兄弟关系，均为日本警察登记在案的“不良番丁”，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的经历(例如比荷·瓦里斯的父亲擅自“出草”而全家七口被害)，二人经常煽动荷歌社仇恨日本人的情绪。

　　赛德克大“出草”

　　10月24日，荷歌社借筹备年轻人婚礼的机会，秘密商议起义计划。25日和26日两天，比荷·沙波等人奉莫那·鲁道之命，秘密到德克塔雅群各部落联络，游说共举反日大事。最终，莫那·鲁道共获得包括马赫坡社、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斯库社及罗多夫社等6部落的支持。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因为头目瓦力斯·布尼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但有3名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据统计，最后参加起义的赛德克人共有1236人，其中具战斗力的青壮年男性仅300余人。

　　27日凌晨3点半，巴沙欧·莫那以父亲重病需要药物为由哄骗日本警察打开马赫波驻在所大门，起义群众乘机攻入并杀死日本警察。同时，塔达欧·莫那率人袭击了日本的制材所，杀死了吉村克己和冈田两位日本警察。此后，起义群众先后攻占了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等地的日本警察驻在所，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上午7点左右，莫那·鲁道在荷歌社集结人马，将起义群众分为青年组和老年组，青年组有100多人，由塔达欧·莫那指挥，负责袭击即将举行运动会的雾社公学校；老年组有70余人，由莫那·鲁道指挥，负责袭击雾社分室（日本警察驻雾社分局）及日本警察宿舍、邮局等地。任务布置完毕后，两队人马分别悄悄隐蔽到攻击目标附近。由于起义群众在攻占驻在所时都把日本警察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日本人对起义一事一无所知。

　　上午8点，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并举行联合运动会。当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时，塔达欧·莫那率领青年组杀入公学校，开始与日本警察进行搏斗。由于日本人事前并未做好准备，很多警察甚至没有携带武器，因此很快演变成一场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杀戮。而且，赛德克人一改“出草”不杀戮妇孺的习规，在场内的日本人，无论是成年男子还是老幼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第一天的袭击中共捣毁1个警察分室（相当于警察分局）、12个警察驻在所，杀死134名、击伤215名日本人，缴获180支枪、23037发弹药以及炮弹2000多发。

　　日本人的残酷镇压

　　27日上午8点50分，日本当局接获雾社起义的消息，立即决定调集军队、警察和亲日“番社”进行镇压。下午4点，首先出动两架飞机对雾社地区进行侦察，并威慑尚未决定参加起义的社群。此外，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和花莲港厅的驻军及警察2000多人也紧急赶往雾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