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欧洲艺术家都跟南太平洋缘分不浅：高更老了以后，去了塔希提；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身影，则在瓦胡岛上若隐若现——当然，基氏人死不能复生，我说的是《后人》，在亚历山大·佩恩的导筒下，我们透过光影，仿佛依稀看见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灵魂。

　　确切的说，是那部《蓝色》，基耶斯洛夫斯基让一个女人在遭遇家破人亡后，才得知亡夫在外面早有情人的消息，在经历一系列事件后，她逐渐接受了那情人已怀有亡夫骨肉的事实；而在《后人》中，一个中年男子在妻子陷入弥留之际时，才惊愕的发现妻子与他人偷欢，不过当事实一层层的剥开后，他却从愤怒逐渐的回归冷静。

　　一欧一美，一女一男，朱丽叶·比诺什和乔治·克鲁尼，剧情结构如此的相似，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冥冥中似乎与亚历山大·佩恩形成了某种镜像关系。当然，《后人》有原著小说在前，佩恩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耦合，应该纯属偶然。只不过，当中产富足的生活破灭时，婚姻假面的丧失对主人公都构成了最致命的一击。比诺什在《蓝色》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她在寻找中逐渐沉静，并学会了继续施爱于亡夫在情人子宫里的遗腹子；而克鲁尼在《蓝色》中则开始学习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当妻子情人的妻儿也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却最终用爱“宽恕”了他们，也宽恕了自己。

　　《后人》在克鲁尼磁性十足的画外音中展开，他在片中是一个富足的律师和地主，一笔数以亿记的财富正等候他的垂青。不过，看起来阳光明媚的生活，却因妻子意外成为植物人而变得一团糟。对这个魅力大叔来说，正处在青春期萌芽阶段的小女儿和青春期叛逆阶段的大女儿，则是他生活中最烫手的两个山芋。这位父亲风度翩翩、事业有成，但在两个女儿面前，连正常的交流都是大问题——吊诡的是，但妻子出轨的真相暴露后，他和两个女儿反而心意相通，结成了某种挽救家庭的临时同盟。而出轨的妻子（母亲），和那个恬不知耻的第三者，则成为这个同盟的敌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把《后人》视作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两性战争：夫妻关系的幻灭，却意外的救赎了父女关系，看来，按照佩恩的理解，夫妻间的战争不仅是面对面的，更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争夺中——这里说的不是抚养权，而是作为家长的威权。

　　《后人》发生在夏威夷，主人公身上流着土著祖先的血，而在婚姻生活之外，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则是主人公面临处理祖先留下的巨大地产的问题。在主人公经历了被背叛的情感波折后，他反而真正担起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按照妻子的意愿给她执行了安乐死，并放弃了售卖祖先地产的计划。诚然，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他作为夏威夷王族的后人，意识到了自己有义务让祖先的遗产发扬光大——而不是一卖了之。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蓝色》中寻找自由，与之相较，《后人》的主人公也一直在寻找心灵的救赎，而主人公的夏威夷身份，其实也昭示着某种不言而喻的边缘性。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真正的自由，必须面对历史的重负才能获得——做一个合格的《后人》，同样拥有自由。

　　刊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2月13日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