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秋雨参加一个书画会，到场的有不少国家级的书法家和画家，都现场挥毫泼墨让秋雨大开眼界，可是有不少画家书法家刚写几笔就不满意，把纸撕了团成纸团扔到一边，反反复复作品没出几幅，垃圾倒是不少，真是土豪啊，那一张宣纸都是价格不菲啊，咋这些大家就这么嘚瑟啊？难道大书法家大画家都这样吗？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竟然有八处修改，弄得字面脏兮兮又作何解释呢？为何王羲之当年不换张纸重写一份呢？难道王羲之他老人家也差钱吗？

故事情景再现：东晋永和九年（353）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在水边游赏嬉戏。他们一起流觞饮酒，感兴赋诗，畅叙幽情。事后，将全部诗歌结集成册，由王羲之写成此序。     江南三月，通常是细雨绵绵的雨季，而这一天却格外晴朗，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惠风 和畅，溪中清流激湍，景色恬静宜人。兰亭雅集的主要内容是“修禊”，这是中国古老 的流传民间的一种习俗。人们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上巳日）到水边举行祓祭仪式， 用香薰草蘸水洒身上，或沐浴洗涤污垢，感受春意，祈求消除病灾与不祥。

兰亭雅集的另一个项目是流觞曲水，四十一位名士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然后由书僮将斟酒的羽觞放入溪中，让其顺流而下，若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了，谁得赋诗，若吟不出诗，则要罚酒三杯。这次兰亭雅集，有十一人各成诗两首，十五人成诗各一首，十六人做不出诗各罚酒三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也被罚了酒。清代诗人曾作打油诗取笑王献之。“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 

大家把诗汇集起来，公推此次聚会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写一序文，记录这次雅集，于是，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纸上，即席挥洒，心手双畅，写下了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的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龙跳天门，虎卧凰阁”为历代人赞不绝口。

《兰亭集序》是世人公认的瑰宝，始终珍藏在王氏家族之中，一直传到他的七世孙智永，智永少年时即出家在绍兴永欣寺为僧，临习王羲之真迹达三十余年。智永临终前，将《兰亭集序》传给弟子辩才。辩才擅长书画，对《兰亭集序》极其珍爱，将其密藏在阁房梁上，从不示人。后被唐太宗派去的监察史萧翼骗走。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并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临写。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也奉命将原迹双钩填廓摹成数副本，分赐皇子近臣。唐太宗死后，侍臣们遵照他的遗诏将《兰亭集序》真迹作为殉葬品埋藏在昭陵。

就是这样一幅珍贵的字，竟然有八处修改，弄得字面脏兮兮的。为何王羲之当年不重写一份呢？

笔者猜想是这样的：这幅字，是王羲之在微醉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是作者的书法最高水平，清醒了之后，再写就写不出来了。看来，就算是王羲之这样的大家，也不是随便写写字，就能达到满意的高水平，更有可能是王羲之他老人家为了环保，才修修改改没换纸，看来古人的环保意识比今人高多了。

纸张需要木材来造，就要砍伐木材，毁坏森林，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产生自然灾害，浪费了木材等资源，造纸要排除废水，污染环境。养成不勤俭节约，增加支出。造纸的原料主要是木材、煤、水。生产1吨纸需要木材0.875吨、煤0.5吨、水375吨，造 成35%的水污染。浪费纸就意味着资源浪费。而目前我国的森林资源供不应求，水资源呈现短缺。水土流失难以遏制、濒危物种生境缩小等都在当今中国十大环境问题之中。我国现有森林面积1.25亿公顷，蓄量90多亿立方米， 而每年采伐超过生长量约1亿立方米。森林的大量减少不仅使 木材和林副产品资源短缺。而且净化二氧化碳的能力大大地减弱。造成温室效应。同时，一方面引起水土流失，产生干旱、 风沙等灾害，另一方面使动物失去栖息场所，鸟类减少，虫害增多。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又造成了水资源的严重短缺，使许多人喝不到达标的饮用水，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大量的污物排入河流，大大地超出了河流的自净能力。导致水污染，使河里的鱼和鱼卵死亡，造成水生生态系统失调和鱼类资源破坏。如果这种污水流到庄稼地里，还会使庄稼欠收。燃烧煤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又污染了空气。而节约纸张就可以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环境、减少支出、节约资源等。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存磨励中，积淀了许多优良传统。仅在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就足以让炎黄子孙感到自豪和骄傲,从《尚书》等史籍的记载可知，我国从五帝时开始就注重生存环境的保护，距今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最早的环境保护者是黄帝。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他按季节种植百谷草木，驯养鸟禽蚕蛾，广泛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水流、土石、金玉的性能。他不断用心思考，用力实行，用眼观察，用耳倾听，有节度地使用山林川泽的物产。大禹继承黄帝的优良传统，曾发出诸多禁令。《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弘扬先辈的美德，他曾嘱咐武王一定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周文王不仅像大禹那样要求按季节伐木、捕鱼，还不准捕获幼鹿和禽卵，以便“鱼鳖归其渊，鸟禽归其林”，让它们有一个生存的环境。可见，周文王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猎活动。 

儒家具有“好生之德”思想，向来主张天人和谐共生。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他反对滥用自然资源，提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曾子发挥孔子的思想，他倡导“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荀子说：“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孟子的主张是把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前瞻性，比孔子的认识提高了一个档次。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著名的政治家、齐国的宰相管仲。他把环境保护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称职的高度来看待。他认为“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他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建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砸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似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管子·八观》）他主张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建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的生物资源。他说：“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小匡》） 

古人保护环境，设有专门管理环保的官方机构，制定了许多环保规定和法令。最早的环保机构是西周设置的“虞”“衡”，称之为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分别负责山、泽、川、林的保护。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无疑，这样严厉的法令，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之徒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以国家法律形式出现的环保规定，最早最典型的是《秦律》中的《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享者，是不用时。邑之纤皂及它禁苑者，麝时毋敢将之以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售及捕售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见1975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的秦简）前面提到的管仲，也曾制定严厉的法令：“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建。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八观》）《吕氏春秋》中有“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置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深渊，泽飞舟虞不敢缘名罠，为害其时也。”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夏六月曾下诏说：“令三辅毋得以春，入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唐宋之后的虞衡除了管理和保护山林川泽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职责。据《旧唐书》记载，虞部还“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曾下禁捕山鹧诏，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罛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不得入斧斤，禁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越是到后来，那些管理环境的官员的职责范围就越有所扩展。 

古人的环保意识，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典范，我们炎黄子孙应该不断地继承、弘扬，悉心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没有理由不向王羲之老先生他老人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