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著名哲人柏拉图说：“只有拥有高尚目标的爱才是崇高的，值得赞美的。”小说中的“我”在被玉米摆布、欺负的同时，也用有力的语调展开批判。她质问玉米：“你有什么值得我要呢？金钱、权力、地位、洋房、汽车、宠物？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你的良知，我需要我们共同审视一个字眼——爱。”小说第三部《心问》的题词，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小说把恨作为故事情节的基调，就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低沉和忧伤的调子。也许这里少了阳光，少了歌声和笑声，但如果人们真正回到那个时代，就知道它的描写是多么真实可贵。它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一段实验的反思，是对错误做法的控诉。

　　爹，即仇二狗，到老年常常说胡话，大妹安慰爹说：“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你一个人躺在历史的病床上怎能好得起来呢？难道那是你一个人的错误吗？”小弟“听到爹的唠叨，呸地唾出一口浓痰，说你整天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你能对得起谁？最对不起的是我！我从小到大，耳朵都被你磨起了老茧，整天是爱国家爱集体，什么大公无私是人一生的革命！你抛家舍口，把我当做私有部分割舍在一间‘大爱’的房子里冷冻起来，大得让我想都想不过来，父爱、母爱在我身上等于零！你连你儿子都没能力爱，你能爱谁？”这正是那一代老革命们的人生哲学。他们把革命挂在口头上，把爱国家、爱集体看得无比高尚，把自己作为领袖的“齿轮和螺丝钉”，是没有思想的工具，领袖安排到那里就在那里执行领袖的意志。这样的人生哲学，在新时期显然无法适应。小弟是在爹那一代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适应不了新时期快速变化的生活，只有骂娘。“小弟的怨气与我生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我们都需要爹的爱，爹的关心。可是爹的境况如一根干柴。早已丧失了绿荫的功效。爹显然没有能力爱谁恨谁了。”

　　但这部小说并不使人悲观。它在忧郁中显出两色，沉痛中唤起良知。

　　小说第十一章写了梨花庄村民的一次“造反”行动，原因是买回的种籽不长苗，人们辛苦一年，将颗粒无收。“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面对此情此景，多数人唉声叹气，“绿毛龟”提出找商贩，找镇长去。“先是有个别脑袋嘣嚓一下弹起来，神色惊愕得几乎像看见老驴上树一样。接着是无数个脑袋嘣嘣嚓嚓地弹起来，一样的呆，一样的惊！来自各方的目光都聚焦在发起者的身上，经过了短时间的思索，田野里混乱起来。说啥？去找镇长？有没有弄错，敢找镇长？绿毛龟说：当然是镇长，别人骗了咱有情可原，镇长怎能骗人呢？”结果是最后把两个伤者抬了回来，其中就有发起者绿毛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只“生产顺民”的时代还是要做“公民”的时代？小说中在“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 之后紧接着的一句是：“今天他们是要去做一次公民了吗？”问得好！从“顺民”到“公民”有一个长长的距离，既然想到了要做公民而不是依然做顺民，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作者高度肯定了一些普通老百姓人性的高尚。银宝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银宝婶是谁呢？她是玉米的母亲。新时期里，梨花庄的汞矿被开发，结果人人中毒，浑身软弱无力。财大气粗的玉米要把母亲送到美国去治病，母亲坚决不。玉米问“娘，你为啥这样难为我，为啥呀？”“银宝婶合上了眼睛，永远不再回答玉米的问话。她带走了玉米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拒绝于人世热衷的荣华富贵愤然离世！”接着是作者的感慨：“我惊奇地发现，尽管金钱和权力阉割了许多人的心肺，但却没有阉割了银宝婶这个目不识丁的思想者，她始终知道她是谁，知道她活着的意义。她以自己的生命进行了一次深刻宣告！”作者把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视作“思想者”，这对那些以思想者自称、以有知识、有思想自夸的人，是多大的讽刺和启示！

　　杰作问世，老夫喜欲狂，不由说了这么些话，仍言不尽意。有些小说故事好，但如同一杯白开水，一眼透底，读后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作者已经都说了，硬说，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部小说是耐咀嚼的。小说当然存在着不足，相信作者自己发现后会改得更好。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小说出版，等于作者把它交给社会，交给所有的读者。我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只能等候读者的共同切磋了。

　　2012年5月25日——6月4日

　　我多年读过的小说中，我比较满意的，阅读过程中能够始终抓住我的心、不断获得新的感受不断发出惊叹的，除去那些经典作品以外，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我说到高长虹的作品时，曾经用“好的不一定是有名的，有名的不一定是好的”概括我的感受。陈亚珍的这部小说也属于这一类。是的，它可能不是“著名作品”，但它够得上杰出，在我看来，杰出远比“著名”更有价值，应该在更高一个层次。

　　“一读开头，我立刻想到了苏联伟大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因为这部小说跟《一个人的遭遇》一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全新的解读和阐释。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通过对主人公索科洛夫战前美满家庭生活和战后孤苦伶仃、漂泊不定生活的对比描写，展现了战争和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作品，因为担负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伟大政治任务，对战争的描写，无一例外集中在写战士的勇敢、群众支援战争的奋不顾身、家属的无私奉献、前方后方的紧密团结上，而无视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和牺牲。肖洛霍夫一反公式化、概念化的描写，把战争的罪恶凝缩为个人命运的悲惨和不幸，为“二战书写”开了一个新局面。它是向人性的回归，向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回归。记得，小说在苏联问世后不久，我国就有了译本，薄薄的一册，只有七八万字的样子。当时伴随这本小册子的是对它的批判性介绍。这是在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产物。苏联出了这么一本既开了新面又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所表现的尴尬局面，在我国的介绍文字中也显示了出来。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政府也几次给肖洛霍夫颁发奖章、勋章，肖洛霍夫成了苏联 中的骄子，也使小说应有的价值获得了承认和肯定。

　　陈亚珍的这部小说，在总的精神上，跟《一个人的遭遇》有相近似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就是抗日战争。这部小说分三部，第一部就是写抗日战争的。不是正面描写，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是村子里的男人们去打鬼子以后留下的女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它不是“歌颂型”的作品，它几乎没有在展现抗日战士是如何勇敢、如何前赴后继地战斗上用多少笔墨，战争场面一个也没有。它也没有写那些女人们是如何把丈夫送到战场上，过去常唱的“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气氛在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小说写道：“战争给男人带来了展示威武的机会，可带给女人的是什么？”这才是小说描写的重点。作者写了许多生活中司空见惯却不常说的现象，并且引导读者思考，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人们的生活道路或说遭遇为什么总是不可逆料，事情怎么竟然会是这样，等等。

　　作者用第一人称写法，叙述人的“我”是跟抗日战争同时诞生、名叫仇胜惠的小女孩，直到她死后化为灵魂。读者最先看到的主人公，便是她的“灵魂”。那“灵魂”有多种面貌，她先是一缕青烟，又变作影子，又“化作一朵红色的木棉花”，以后她以别的多种面目出现。陈亚珍擅长使用双线叙述，她把“我”的生前和死后交织起来，以叙生前为主，夹叙死后，把六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拉在一起。

　　梨花庄是女人的世界。作者赋予“我”以多重角色，多重身份。爹的抗日义举，给她带上了光荣的花环；“花蛇转世”的传说，一方面使她稚嫩的肩膀上担负着拯救全村人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在人们抱怨父亲把自己的丈夫、儿子带去打仗使家里失去撑天柱时常常把她作为出气筒，娘的生活道路选择又给她带来无穷的烦恼。这是造成她命运交响曲的几个因素，也是套在她脖子上的几根枷锁。娘，她叫兰菊，也就是小说中抗日英雄仇二狗的妻子，是中国千百万普通妇女中很普通的一个，在丈夫带着三十多个青年人走上战场以后，她担负着不是一般女人所能担负的生活重担。日本鬼子来村里进行残酷报复，要她交代丈夫的去向，她闭口不说，被打得死去活来，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为救爷爷，她忍着剧痛，扑上前去，跟鬼子搏斗，中弹过多，昏死过去。在当地，能够挽救她的生命的，只有蛇神九斤。蛇神九斤是因为会调教蛇而有名的，在日军围攻村子的时候，他曾使一群蛇突然窜出，铺天盖地四散开来，把鬼子吓得到处逃窜，大败而归。娘就是由奶奶决定请蛇神九斤治好的，娘后来跟了蛇神九斤，而这就犯了原罪。这样的原罪是属于女人的。这也给胜惠带来了永远清洗不掉的阴影，伴她终生。其他女人，各有不幸。

　　人生难得的是一个“情”字。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着力描写了人们亲情、乡情、友情和爱情的缺失。主人公“我”出场，回到她幼时生活过的地方，是来寻找她的身份，接续祖宗的血脉。小说首尾都写到主人公对“没祖鬼”现象的担忧、恐惧和诅咒。然而实际上她正是一个“没祖鬼”，一个个亲人都不理她，爹妈斥责，干着公检法崇高事业的大妹扳着一副公正的面孔，连一句公道话也没有，而小弟弟被物欲的世界腐蚀了心灵，认钱不认人。这种没有感情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人们为什么这样冷酷，相互间为什么这样个个以敌人相待，跟“战争给男人带来了展示威武的机会，可带给女人的是什么？”一样，成为作者探寻的人生答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