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人性，互相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一个人，既有在通常情况下的表现，也有在特殊情况下的表现，既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跟时代密切相连。特殊的社会环境，会造成特殊的人性，会把好的人性变坏，也会使坏的人性偶然间释放出一缕光辉。最能扭曲人性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个无是非、无美丑、无正反的“三无”时代，一切以个人利害，以如何保命、生存为第一考量的时代。人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不惜千方百计地污蔑他人，糟践他人，陷害他人。只有把他人抹黑，才显得自己正确、光荣，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绝大多数人都在实践着这种哲学。小说写道：“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你死我活。只不过有的人奉行这样的规则却不愿承认。或者原本就生活在理想中，理想一旦破灭就活不下去了比如你。人不能认命，人只能挣命，我当时与你争父亲，争母亲，争男人，那是因为我不足，因为生存的需要，如果是现在，你双手奉送我都不稀罕。我信奉巴尔扎克这样一句话：‘宁肯做坏蛋，不要做傻瓜，因为坏蛋有足够的能力吃人，而傻瓜只配被人吃’。”作者这样痛斥丑恶的人性：“……我看到世界被世故、虚假、谎言、投机所充塞，看到人世间布满市侩气不能不对你的话语产生怀疑。我的悲哀就是因为真诚与真实，把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奉行得过分虔诚，看得神圣而不可玷污。可这一切都欺骗了我。一切机构都不过是命令你跪下，张着血口吃人！有多少人打着公正、公平的名义做着不名誉的勾当……人心都枯朽了，在欲望的驱使下，都把正常的性情滤干了。爱没有了，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冷。我就是想不停地提醒人类这种冷酷与残暴，这种破坏人类生存情感的毒素……”“世间为甚那么容易原谅一个恶人的劣迹，却对善者一再扭曲呢？大妹说，这就是活着的复杂性，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凶狠而是虚伪，它足以让世界混淆了是非的标准。世上有无数的阴谋在活动，它们侵犯的往往是正直善良的心灵。”类似这样的批判性叙述，小说中随处可见，它针砭时弊，充满哲理和智慧，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玉米是“文革”中丑恶人性的一个典型。玉米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个故事：她的父亲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走前跟母亲在玉米地里做爱，产下了她，她便有了这么个极富特色的名字。玉米和“我”是隔墙邻居，两家相处甚好，三叔、大伯经常帮助玉米家做气力活，不分彼此。后来，她到县城读书，又受到“父亲”——就是仇二狗——的特殊关爱，从此她走上了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玉米一向有心机，用巧计赶走后爹，用巧计讨好“我”的父亲仇二狗，用巧计夺取荣耀，用巧计把“我”赶出学校，用巧计把悔婚的罪名安“我”身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她的投机钻营得到了充分繁殖的土殖。不仅当上了造反总司令，而且把以前的一切翻了个个儿。她到处传播兰菊——即娘——的那个“不贞”，又编造爹在朝鲜战场上杀死自己同伴的罪行，使爹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把爹在病时对友人说的一句话上纲到现行反革命，使爹真正堕入地狱，几乎被整死。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伴，更是极尽颠倒黑白、造谣诬陷之能事。在玉米的拨弄下，“我”做什么也错而她说什么都对。“玉米可以利用爹的名誉抬高自己，可以用烈士子女的光环照耀自己，使自己的身价陡增。可我不敢公开我与爹的关系，因了娘的历史……可是，现实又多么需要爹这个护身符啊。所有的人听到爹的名字都俯仰不已，可我有了这样体面的爹却不能享受。”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每一件事都正确，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咬死你让我活下去，拥有世界的一切”就是她的处世哲学。她是市侩型人物的一个代表。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爹曾经信任有加、在爹的安排下做了“我”的丈夫的张世聪等人。娘在大饥荒中收留的另两个烈士遗孤，跟玉米一样，后来都成了斗争娘最无情、最残酷的打手，更说明了这种人性的时代特征。过去许多学者都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乡情、友情，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远比法律、制度更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人们就是在这多种“情”的作用下，举办各种活动，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在作者所描写的时代，顿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是为着“革命的需要”而搞着种种非法活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法则，“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大革文化命，使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发生了混乱和倒转，人性之恶可恶（WU），评判人性好恶（WU）的人性，更可恶（WU）。

　　中国古人说到人性时，有君子跟小人之分。《荀子》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导）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忌怨诽以倾覆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玉米等人本是小人，但她们却“能亦好，不能亦好”，而被他们打倒的人则“能亦丑，不能亦丑”，事物就是这样颠倒！《孟子》说到“非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玉米等人就是“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的人，他们成了“非人”，成了禽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说，她们使人性发生了异化。这是那个畸形时代培养的畸形的人。作者用人性发生异化，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把小人的丑态一一亮出，让其毕现，从而表现出时代的本质。同时，由于描写出了人性至恶的真实，强化了批判的品质，并对人类提升了警示价值。

　　这本书出版不久，据知又在二次加印。我相信，好的作品最终是会被人们认识、接受、传诵的。当今盛行快餐文化，什么也快，连阅读也是要求快速的。这本书却不属于“快餐”文化，不宜快读。它的长处在于描写的细致入微，堪称真正纯粹的精致的文学作品；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从人生观、处世观到传统伦理道德，都写到了，阅读过程更需要思索。任何事物真实就是生命，做到艺术的真实并非易事，而此书艺术的真实直达人心，它的哲学思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好人受难，是悲剧；坏人亮丑，是喜剧。这部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是悲剧型人物，少数喜剧型人物穿插其间，共同演出了这出悲剧大合唱。

　　爱和恨是小说中使用率很高的两个字。“每天有人传授爱，可我的心却装满恨。”“那个时候教给了我怎样恨，而且知道要想过上幸福生活，必须先学会恨……”“你有决心除掉自己的命，却没决心割掉人世的爱与恨，把爱拴在一个人身上是人的悲情，你爱一个人，可你忽略了爱你的许多人。人世在不断地上演着大悲剧……”“我不希望人都变成钢铁，有血肉才有爱，我就是为了爱，为了寻找亲情而复活的……”

　　爱是这部小说的总主题，不得其爱、由此而生恨是这部小说的总情节。故事展开中处处充满着恨。人们出去打鬼子，是为了爱——爱祖国，爱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爱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大跃进时候放开肚子吃，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大吃大喝之后迎来了大饥荒，人们忍饥挨饿，不吭一声，还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为了爱——爱四个“伟大”，爱毛泽东思想，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和恨的主体不同，但恨无不是从爱产生的。小事上也是一样。在读过恨的人生后，才知道爱的可贵。

　　这里着重说娘。娘，就是他人眼中的兰菊婶，是个“最悲剧”角色。但她却毫无怨言，始终忍受着。娘的一生，一直在付出，一直在爱人，一直在忍。她把所有的爱给予别人，而不要求任何回报。她是个只知爱人、不会恨人的人。对“休”掉自己的前夫，她依然一往情深，以至引起侉娘的忌恨和旁观者的不理解。她的母爱是对着所有需要母爱的人的，谁需要她就给谁。她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她还是坚决把三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收留下来，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他们。她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她也不讲究地位和尊严。甚至可以说，她有时把自己不当人看。然而，真正伟大的是她，是她的心灵。她的所有的言行，都出自一个伟大的东西，就是爱。爱，是娘的符号，是娘的象征。

　　在娘死去数年之后，“我”的灵魂跟喜鹊在娘的坟前碰面了。“我看见娘的坟前有一个掩面而泣的妇人，她瘦骨嶙峋哭得很是凄凉……”那是喜鹊。喜鹊是娘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的三个烈士遗孤之一，也是“文革“中痛斥娘的不贞的造反派之一。小说中写道：“喜鹊哭着说：兰菊婶，我这没良心的东西啊，三十多年我没回来看过你，你没穿过我一件衣裳，没吃过我一口饭呀……喜鹊的痛诉，何尝不是我的痛处？我是娘生命中的主角，可我这个主角突然走出娘的心灵舞台，娘的生命就唱尽了最后一出戏，心中的幕布就从此闭严闭紧了。也许喜鹊和腊月的背离并不重要，而我的背离却使娘走向了彻底绝望！”喜鹊在自责，“我”也在自责。

　　爱的主题，就是阴阳两界的这两个人谈论的。传说爹杀了喜鹊的父亲，喜鹊说：“我是不愿意相信，可我问过你爹许多次，他总是沉默。哪怕他掩盖一切真相，只要他亲口对我说，他没有杀过我也认，给我一个理由继续爱他崇拜他，我需要这份感情！可他甚也不说，他的眼神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格外起疑。细细思量，我这一生谁对我好过？兰菊婶给了我再生，二狗叔给了我饭碗。虽说下岗了，还有三百块钱生活费，省俭点用也能活。我这一生多想去爱一个人，或者让谁来爱我啊，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控制了我，阻挠着我的心就是不让我爱想爱的人和应该爱的人。爱国家、爱社会当然没有错，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能为我排忧解难说说体己话。谁知该爱的都变成了恨……”“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说得多好！人的感情的所施，都是具体的，空洞的和抽象的爱或恨，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