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事件,也不完全是人性之恶,而是作者所写“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多彩。多侧面、多层次表现,如果用一个词修饰,就是曲尽其妙。“我”的出身、“我”在家庭的地位、“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甚至“我”的前途都是微妙的,是不可一言说尽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黑白分明、正反两极。“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点不明不白,呈现模糊性。“我”的出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一生路途具有许多变数,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每一个可利用的场合都加以利用,着力发掘其文化内蕴,使“我”的人生道路一直曲曲弯弯,每到临界点又返回来,从来没有坦直过。正是从这里看到作者心思的缜密,写作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写作技巧的成熟。
小说第四章有一段描写:
惠儿?兰菊家的闺女?
我说是的,干娘,我想回来看看庄子里的干娘和天胜哥,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天胜娘呵呵呵地哭了,听上去和笑没甚区别,她说世事不古啊,你爹把俺天胜的爹带走下落不明,俺天胜出去打工三年没个踪迹,庄里人出去找也没个音讯,梨花庄地气坏了……惠儿啊惠儿,你爹害了一庄的男人,他自己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当官当得安稳么他……
我说,这不是我爹的错,这是战争的错呀干娘,难道我爹不带走,他们就会幸免一死吗?
呸!天胜娘唾了我一口就挥起拐杖打我,说不要甜哥哥,蜜姐姐地叫我干娘!你这小蛇精,你只保佑你爹回来,你葬送了三十四个干爹的性命还有一个下落不明,你心眼窄巴的过不去一根针一条线呀惠儿……
我泪眼朦胧地望着天胜娘,这一切言语在茫然而怀疑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可我怎能抗拒战争的残酷性?是的,我也奇怪,爹爹身经百战,身体连弹片都没有挂过一星半点,这难道是我身上的精灵在冥冥中的偏私?
这段话在整部小说中是很普通的,但它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是在“我”死后多年,“我”的灵魂跟活着的天胜娘对话。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它凝缩了整部小说的内容,它预示了小说后边的发展,它也隐含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小说以大篇幅叙述“我”生前这个村子、“我”和“我”周围人们时而好、时而不好的关系和纠葛,却不时以灵魂出现,使人们看到现在——即新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拉近了过去和现在的距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要人们知道故事,还要人们回忆,还要人们思考,它所唤起的读者的艺术感知能力是多重的。
寻根问祖是贯穿这部小说的自我意识的一条红线。偏偏“我”自身的血统就存在诸多可疑之处。“我”还未出生,爹就走了,“我”一直想续上血脉,可见不到爹爹。本来“我”自己是清楚的,大伯、三叔也无不承认,可娘的不贞为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加上了问号。到后来,又被玉米平白无故地宣传、夸大,连爹也产生了怀疑。“我说娘,你会有一天不要我吗?娘愣怔了一下,说傻话,娘不要你要谁?要不是你,娘早就不在世上活了。我说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娘说可不重要哩,人活在世上就是活一个骨肉血缘的牵挂,没牵没挂活甚味儿呢?我说可我爹从不牵挂我,他连我是他大女儿都不承认。娘说他不承认你是他大闺女,承认你是老几?我说,胜平是他大妮……我钻进娘怀里哭了很久。娘用手抚摸我的头发、肩胛、手……只有在娘这里我才有相依为命的具体感觉。我对爹的仰慕保持着单纯的热情。然而我在经意和不经意时总是听到和感到爹对我的遗弃。所以娘对我就格外的重要了。”娘和蛇神九斤的同居,在“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几乎永远没有平复。当娘跪在九斤叔窑洞外祈求收留的时候,“我”跟娘站在一起;可是当娘要“我”叫九斤叔为爹的时候,“我”反抗了,“我不仅不跪,而且更不可能叫爹。我已经有爹了,我苦苦等了我爹十二年,我从来没有机会叫爹,我爹就快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别家孩子一样有爹可叫了,怎可以中途出现一个新爹?……”不说蛇神九斤这个新“爹”,即以亲爹说,小说中所写“我”的感情就有许多种。有从未见过爹的思念,有替爹挨骂的冤屈之痛和幸福之感,有见到爹前的喜悦,有被爹冷落的难堪,有被爹怀疑和不认可的痛苦……“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我” 的命运的坎坷莫测,全都跟爹联系在一起,全都因爹而产生。我们从别的作品中看到的父女之情,大都是比较单一的,而这部小说,可以说,把天下父女之情写尽了。
再看作者如何写自杀:“……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这当儿天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我就要带着肚子里的生命,去赴天堂的钟声。我的心是冷的,情绪是静的,我坚信这一刻的决定能成功!于是我开始了行动,用剪刀的利刃刺向我的喉咙,有一阵刺痛让我难以忍受,意识在清醒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呻吟捂在厚实的棉被中。身体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开始旋转,如一阵风极其顺利地吹散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化成了潺潺小溪,流向远方,眼前白茫茫一片……”(第537页)
玉米也使“我”的爱情风波迭起,充满诡异。“我”、玉米、张秘书之外,还有一个天胜。虽然“我”跟天胜有亲近之感,但在村子里的时候,玉米已跟天胜订了婚。来到学校以后,天胜托人给玉米带来一条红围巾,玉米不在,由“我”代收。“我”把围巾给玉米,玉米却“藏在背后不高兴了”,后来又扔在地下。张秘书拣起来,“说他是你对象?玉米反唇相讥,谁说他是我对象,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张秘书看我,我更是莫名其妙。”原来玉米已经感情别移,把心思放在张秘书身上了。本来,爹早有心思把张秘书跟“我”捏合在一起。这样,两对男女组成两个三角,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时演出好戏。“我”有高兴的时候,有气愤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有疑惑不定的时候。跟小说写父女之情一样,“我”的爱情的五味瓶也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小说不是编年史,而是心灵史。作者不是按事件的先后叙述的,构成小说叙述主线的,是叙述者的思路。她把“现在时”和“过去时”交叉起来叙述,便于把长达六十多年的生活凝缩在一起,使人不仅能看到整体,而且有亲近之感。再说,这样写,也使对人的形象的塑造,有了厚度和立体感。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圆形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杰出的不一定是著名的》,一些人著名,不是来自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来自于炒作。书还没有出版,就通过媒体说此书如何好,其稿子在竞拍中卖了多么大的高价,出版方是如何防止盗版,等等。本来,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只能等那作品出版后受人们检验,在出版之前就这样大炒特炒,那绝对不能认为是正当的。我想象不到那‘一篇评论’何以‘能写红一个 ’,只想祈祷它不是‘炒作’的。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少有像本书这样,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从多方面解剖,从多角度表现,对人性做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揭示,对人性之卑劣做如此不留情面、深入骨髓的批判。鲁迅批判了国民麻木、守旧、得过且过等等的劣根性,但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篇幅有限,所写人物单纯、故事集中,往往只有一时一事,在人性的表现上存在诸多困难。这部小说不同,它所展现的宏大的叙事规模,为作者尽情地表现她所憎恶的人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她对那一段生活的熟悉又使她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最近人们常常用“晒”字表现“展现”、“亮出来”一类意思。这部小说就是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让各种各样的人性曝光,主要是让各种丑恶的人性曝光。作者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观察和要求她所描写的人性的。我初次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跟作者就人性问题有过讨论。我对“文革”中看到的人性之恶感到厌恶,对新时期另一种人性之恶同样没有好感。但我认为,这都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大同世界的美好境界。我之所以写《走向大同》(笔者《人类三部曲》之三,即将在海外出版)这本书,就是要表达我这个认识。但陈亚珍似乎不这样看。我感到,作者对她看到的人性之恶有切肤之痛,她似乎是为着鞭挞、指斥人性之恶而写这本书的,揭发人性之恶是她的目的。
这里说的人性,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人性,就全部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才有美丑的区分。离开了社会关系,无所谓人性的美丑。
爹把三十多个青年带出去参加抗日队伍,不仅是第一部的核心事件,也是全书的核心事件,此后故事的发展都由此而来。书中最早的人性爆发,就集中在这件事上。按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大事,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本应该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可是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并不从这个方面去看,他们是从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看到、感到的,是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出去了,指靠不上,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爹举起抗日的大旗,不是爹带领乡亲们跟鬼子斗,鬼子不会来村子里杀人放火。尤其使那些“军属们”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打死了,他们收到的是令人心碎欲裂的“死亡通知书”,“军属”变成了“烈属”,而带走自己亲人的爹不仅没有死,反而升了官,获得了荣耀。我”的处境、全家人的处境也跟这件事密切相关,有翻白眼的,有背后指着骂的,各种人性不一而足。也不是一直如此,随着事件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各种正反不同消息的到来,人性会跟着变化。曾经生气的变得亲热起来,曾经亲如一家的忽然成了仇人,骂个不已。只有大伯能够正确理解。大伯是个最老实的农民,是种地好把式,但是论见识,论胸怀,论应变能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他都像擎天大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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