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关键在于它能够为社会和众生带来多少有益的警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不能将两个作品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往往会挂一漏万。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这就如同人们通过光栅可以看到多种画面一样。当然,官方舆论绝不应该挑起到对一部作品的批判,这种滥觞于极权时代的文化专制行为只能扼杀文化的活力。如果权力基于自身好恶对作品做出判断,那么不仅结论有失偏颇,而且会对文化造成伤害。 早在《甄嬛传》热播之时,人民日报就刊发署名文章,指斥大众传媒“有意忽略作为公共媒体应当承担的舆论教化责任,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但“政治宫闱”的存在决定了“宫闱政治”,权力和财富魅力决定了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甄嬛传》通过对“宫闱政治”的揭露,对各类丑恶现象的展示,更大的价值是告诉人们,只有摧毁“政治宫闱”,才能让那些丑恶的现象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对于四大名着之首的《红楼梦》,鲁迅曾经这样评价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讯的看法未免武断,看到“宫闱秘事”的并非都是流言家,而将“宫闱秘事”当成自己行动指南的才是流言家。其实,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它在专制社会可以成为独裁者的教科书,而在民主社会则是对独裁者的无情揭露,完全可以成为人们反对专制暴政“武器”。
最近,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认为《甄嬛传》之类作品的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而《大长今》一类作品的主题则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但作者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真实性上看,《甄嬛传》要比《大长今》真实得多,也更符合事实逻辑,那么在真实性和正确性应该如何取舍?
作者认为:“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这种认识简直不值一驳,如果一部作品缺乏真实性和逻辑性,那么有管它有多么“政治正确”,也不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只能让人们看到虚伪和装腔作势。从这个角度上看,《甄嬛传》要比《大长今》有价值,真实性和正确性并不存在必然的张力,它们更多是相互依存的。
《甄嬛传》告诉我们,如果有“政治宫闱”存在,那么就会有“宫闱”政治,是“宫闱政治”造就了甄嬛,而要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只能是彻底摧毁“政治宫闱”;而《大长今》则对“宫闱政治”起到了一定的粉饰作用,也违背了历史真实的一面,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逻辑可言,它在客观上对“宫闱政治”起到了一定粉饰作用,这种粉饰无限放大了专制主义温存的一面,丝毫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可言。
作为一部作品,尽管主角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观,但他们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籍此来批判一部作品简直不可理喻,这不过是一种“文革”遗风。凭实而论,《甄嬛传》和《大长今》都是宫斗剧,大长今应该是“宫闱政治中”的异类,就好比皇权时代的海瑞一样。如果单纯从价值观上看,大长今固然可敬,但这种不可复制的人物究竟有多少教育价值,确实值得商榷。如果我们通过《甄嬛传》反思一下制度之恶,难道不是比它的效果更好么?
《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用这个故事来比喻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人民日报的厚此薄比无疑是想制造更多的楚人,培养更多买椟还珠的郑人,这种作法是值得警惕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这篇文章的背后推手则是毛泽东,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并成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导火索。而当时的知识界严厉反对姚文元将《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文化专制主义总是诉诸“政治正确”,而如何判定则取决于他们观察的角度,而最终的结果极可能是指鹿为马。
《甄嬛传》不过是一部并不严肃的娱乐剧,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商业性的,只要制作和播出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内容上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权力就不应该吹毛求疵妄加指责,更不应该组织公共舆论对其进行批判和围剿。权力必须诉诸法治的手段来规范文化的发展,这样才能避免它逾越固有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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