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要有洞穿神目与傲世风骨——浅读李相龙《燃点》

　　唐代时，我国有一个生于浙江湖州，长于江苏无锡的安徽籍诗人，他叫李绅。

　　李绅，字公垂，先后三次去长安应试，34岁时进士及第，。他历任国子监助教、校书郎、右拾遗、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司马、刺史、观察使、节度使等职，最终入京拜相，被封赵国公，于74岁病逝扬州，归葬无锡，死后谥文肃，赠太尉，一生可以说是极其辉煌。

　　可李绅一生最闪光的部分，不在于他的仕途沉浮，而是在于他的诗歌成就。他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是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与李德裕、元稹并称三俊。

　　虽然李绅进入唐朝官场后，热衷结党、滥施淫威、好吃鸡舌，甚至还曾一意孤行；但他在步入官场前所创作的两首《悯农》诗，却一直被千古传诵，妇孺皆知，以致于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令人感动的悯农诗人，以致于后世的人一直对他心存感念。

　　中国当代新诗，无论是旧乡土还是新乡土，写农民、农村、农业题材的诗，也不算少。在我的阅读视距之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代悯农诗，当属现居河南郑州的辽宁人李相龙所写的《燃点》。

　　李相龙的《燃点》一诗，以限知视角切入，用第一人称把所筛选的诗材典型化，同时恰当使用对比手法，给阅读者把一个命名为“二伯”的农民形象，诗性描摹得催人生悲，过目难忘。

　　这首诗写了两代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二伯”。

　　“我”是什么社会身份，不清楚；“我”有多大年龄，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也不清楚；阅读者只知道“我”是“二伯”的侄子，“我”是“二伯”社会遭遇的目睹者、思虑者和记录者。

　　“二伯”的社会身份是新时代的农民。“二伯”以前的身份是土地的承包者；在土地被人“抢去”之后，“二伯”变成了小商小贩，骑着一架三轮车进城卖菜；后来，“二伯”似乎又是“自燃者”，因为他家老宅的屋顶被一辆铲车掀翻。

　　诗歌选用第一人称的体察视角来建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读者既觉得亲切，又觉得真实可信。

　　如果说李相龙的这首诗，第一个成功之处是第一人称的自如运用的话，那么第二个成功之处似乎就应该是对比手法的精当选用。

　　这首诗有两处值得体味的对比。

　　一是“二伯”前后生活或命运的对比，一是“二伯”燃点与一些燃料燃点的对比。

　　李相龙这首诗的第一处对比散落在二三节，通过这一处对比，阅读者能体察到“二伯”的无奈、心酸、坚韧和愤怒。这处对比有三个诗化细节值得关注：

　　一是当“二伯”此前承包的土地“被人抢去了”时，他在土墙上捻灭了一只烟头。尤其是“捻”那个动作的摹写，尤其传神。既写出“二伯”面对生活突然变故的曾经的矛盾与苦思，也写出了“二伯”最终选择接受人生命运的毅然与决然。这恐怕也是中国农民最典型和最可敬的特点。中国农民最淳朴的一面似乎就是面对社会行为的一切发生，能最大限度的保持理解并坚韧。

　　二是当“二伯”在失地后“进城卖菜，被掀翻三轮”，“他的两只眼，也只是为这个城市/落了几滴雨”。化泪为雨，既是诗人浪漫超现实的无助的闪现，也是“二伯”的苦痛与苦难只能通过“两眼”宣泄的唯一方式。“二伯”是善良的，也是清醒的。“二伯”的善良表现在，他理解那些掀翻了他的三轮的人，他似乎知道他们也是职责所迫，他似乎知道他们那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城市更美好；“二伯”的清醒表现在，他明白他与这个城市没有血缘，这里不是他的领地，他的势力范围在乡村。

　　三是当“昨天，一辆铲车把他家老宅的屋顶/拿下来，扔在地上”，“我二伯的两眼，导火索似地/冒烟了”。在这一处对比的第三个细节中，“二伯”的眼睛被李相龙再次描摹，由“落了几滴雨”到“导火索似地冒烟”，无论哪个阅读者都能通过这组对比，感受到“二伯”内心深处的忍无可忍。读到这里的时候，谁都能感觉到，“二伯”的确已经是一根被摩擦了三次的火柴，不得不到达它燃烧的临界点了——即“燃点”了，那么，“二伯”成为“自燃者”，也是不得已而且能为人所理解的社会行为了。

　　家，恐怕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希望，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无以为家时，你说，他或者他们能选择什么呢？恐怕只有以死相逼或者一死了此残生。

　　李相龙这首诗的第二处对比集中在这首诗的第一节。这组对比，通过四种燃材的燃点数值出示，欲图让读者通过阅读“我二伯”的社会或人生遭遇，来自己估算“我二伯”的燃烧时的“燃点”数据。

　　如果说第一组对比，让人悲酸悲痛的话，那么，经过阅读后，这第二组对比就显得有些残忍。“二伯”毕竟不是燃烧的材质，“二伯”怎能与“木头”、“米粒”、“汽油”和“火药”比提并论并估算相关数值？“二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而且也是一家之支柱啊？

　　也许李相龙选择那四种用于比较燃点的燃烧材质时，似乎还有更深的隐喻：

　　从“木头”到“米粒”，从“米粒”到“汽油”，从“汽油”再到“火药”，其实也许就是从“麻木”到“被食用被充饥”，从“被食用被充饥”到被“异化为现代文明助推剂”，从“被异化为现代文明为助推剂”再到“被宣示成一种危险”。

　　人类的确要不断地从落后走向先进，从愚昧走向科学；但是，从乡村走向城市，把农民变为市民，也许并一定就是现代社会更加进步的正确通途。每当五一或十一长假，有多少代表着工业文明的轿车都是从乡村赶往城市去消解那弥漫在心灵原野上的疲惫的，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当下的人警惕吗？

　　中国的问题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三农问题，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也许必将会直接动摇国之根基。我们毫不否认，城市，的确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但城市化进程自有其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古人有拔苗助长之寓言，今人有浮夸风之前鉴，为了我们的和平时光与幸福长久，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还是要正视和直面地方实情，少做一些面子上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多做一些有利于当地长足发展和有益于当地长治久安的事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两首出自曾经官拜宰相的李绅的诗，之所以千余年来经久不衰，绝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描写了劳动的艰辛与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绝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充满了无限同情，而恐怕也是因为它们在更为纷繁的背景上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生活制度的诸种之不合理，而恐怕也是因为它们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揭露了社会生活与人生命运的诸种之不公平。

　　虽然李绅在踏入仕途之后，已然忘记了自己曾经处在社会下层在惠山苦读诗书时所深刻感悟到的社会真实场景，做了一些和他的悯农诗所反映的情感愿景不相称的事情；但是，他在那两首悯农诗中所反映的绝不是当时农民个别人的遭遇，而是当时社会整个农民阶层的生活和命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与穿透性。

　　当然，李相龙在这首题为《燃点》的短诗中所描写的“二伯”的自燃现象，的确只是个别人或个别地方的特案，同时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首诗中所诗性提炼的悲伤情绪与无助呐喊，却在当下有着一定范围内的代表意义。

　　李相龙的这首《燃点》，描摹翔实，诗写细腻，避免了许多空洞抽象说教的浮躁与晦涩，选择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有所感知的事实，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落笔，成熟地运用第一人称，完成了对当代农村生活与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某些特例的诗性描摹，的确可圈可点，也值得我们许多潜心于新诗创作与钟爱阅读新诗的路过者赏读参悟。

　　诗歌要有命运欢乐和生存悲悯，诗人要有洞穿神目与傲世风骨。

　　喜欢李相龙的这首《燃点》，感谢李相龙，也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新时代的农民。

　　（2012年10月27日中午柏相于听石斋草就）

◆附：

◎燃点

文/李相龙

木头着火时，是600度
米粒掉在灶台上，440度就烧糊了
汽油的燃点，是427度
火药的燃点更低，225度
我二伯的燃点，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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