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在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的19岁的艾青，在校长林风眠的鼓励下赴巴黎勤工俭学。在巴黎期间，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了欧洲现代派诗歌，据说，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给他的影响最大。

　　1932年初，艾青回到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因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被捕，在狱中，22岁的艾青写了不少诗歌，其中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几经辗转，于1934年公开发表后，轰动诗坛，并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声誉。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其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的长诗。这首诗，感情诚挚，笔触雄浑，，纯澈清新，泥土气息浓郁，忧郁而感伤，充分体现了艾青先生“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时隔80年后，在中国各项事业长足发展和日益昌盛的今天，重读这首诗，还有许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时代价值。

　　这首诗给我们至少诗性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是“天伦叙乐”的“白米饭”的生活。

　　这种生活，在那个时代，是高高在上的许多生活的一种。

　　它虚伪、愚昧、冷酷，它可以因为对生理医学的无知和“风水先生”的一句话，让自己的亲骨肉在婴孩时就蒙受了不详的屈辱，它规定自己的亲骨肉只能叫自己的父母为叔叔或婶婶，只能被寄居在“穷人”家里并将其灾祸对其转嫁。

　　它奢华、自私、膨胀着物欲，“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纹”、“丝的和贝壳的纽扣”、“安了火钵的炕凳”、“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与“围裙上的炭灰”、“乌黑的酱碗”、“乌黑的桌子”、“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被柴刀砍伤了的手”、“衬衣上的虱子”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生活，它注重的是薪火传承的发展，是继续高高在上的利益，是不容撼动的维系。它不容被问责，不容被怀疑。为了自己的既定利益，它可以漠视亲情，甚至拒绝爱，哪怕是来自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是“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的生活。

　　这种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很多人的常态生活，是“保姆”的生活，也是“不公道的”生活。

　　它“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它“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它“切着冰屑窸索的萝卜”，它“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它“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它“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它必须以“劳动”作为支架，哪怕是“流尽了她的乳液”。它必须以“三从四德”为准则，哪怕是“醉酒的丈夫”、“平日打骂”。它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容忍作为作为希望，哪怕是“大儿子做了土匪”、哪怕是“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它必须欢天喜地地接受，哪怕是“第三，第四，第五/在地主和师傅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这种生活，它注重的是服从秩序，它倚重的是内心的坚韧，它认同的是天定的宿命。它不容被怀疑，它也不容被挑战，它只期待三炷香，它只希望没有战乱，它只祈祷秩序井然，它认为尊严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它只希望这种生活在日升月落中能如愿延续不被骚扰。

　　这两种按说是水火不容的生活，在艾青的这首诗里又是凭着什么，不但相安无事，而且还互相心存感激，甚至一直被后来者仰望？

　　原因之一，就是爱。

　　这种爱，虽然也与利益相关，但它维系着天地之间的最基本的秩序，我们需要它永不熄灭。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在这水火不容的世界，相互偎依着让灵魂感到温暖。

　　“大堰河”，她“深爱着她的乳儿”：她经常用她“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她甚至还做过“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她甚至“在我吃光了”她的奶，“被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之后，还嚎啕大哭！

　　这些爱，谁能不承认是自然而然的？

　　一个婴孩，刚出生下来，就被送到了别人家里，虽不是遗弃，但总是令人心寒。他不能叫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他在五岁之前不能回家，他被视为不详之物而惨遭隔离，是“大堰河”这个贫穷却善良的村妇给了他这个婴孩最渴望拥有的一切呵护、慈爱、尊重、赏识，甚至被期待。

　　不要说那个时代，即便是现在，如果一个保姆能尽职尽责如“大堰河”，恐怕也足以令这个世界为之一颤。“大堰河”对“我”的爱，没有监督，更没有敷衍，不是义务与合约使然，更多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母性的本初，这是一个善良淳朴就能一笔带过的长达五年的点点滴滴吗？

　　原因之二，缘于知道心存感激，缘于感恩。

　　这种感恩包括两种，一是“大堰河”的感激或感恩，一是我这个乳儿的感激或感恩。

　　“大堰河”的感激或感恩，也许有很多原因。最起码有两点值得一提。

　　比如，她感激或感恩尊贵的“地主”不嫌弃她的肮脏与卑微，竟然如此放心地把自己的宝贝儿子交给她这个贫穷的女人抚养，她觉得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荣耀。

　　她当然不知道“地主”这种做法后面的愚昧甚至无耻。说无耻，是因为这“地主”是想将自己的“克父母”之祸转嫁给别人；说愚昧，是因为她哪里知道，这“地主”是在利用自己的鄙贱来化解自己的命运危机，一如当年大观园的二奶奶让母蝗虫刘姥姥给自己的女儿取名。

　　比如她感激或感恩自己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可以用这份额外的收入，来改善自己家贫穷落后的生活。所以她尽责，她用心去做，她知道唯有自己的悉心认真，才能保住这份收入，自己家的生活现状才能得以维持甚至改变。

　　“大堰河”对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的敬畏和尽心，不亚于现在许多十分珍惜工作机会的下岗职工和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

　　至于“我”的感激或感恩，源于“大堰河”的善良、勤劳、坚强，源于“大堰河”给予“我”的慈爱、呵护、赏识、期冀与怜惜，也缘于我对所有人不计身份地位的平等如一的大爱，缘于我对这个民族和国家深沉而彻底的仁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既是一个不幸者，也是一个幸运儿。说“我”不幸，一出生即遭家人嫌弃，被寄居在别人家里；说“我”幸运，因为“我”遇到了善良无比的“大堰河”，是她给了“我”生命得以延续的乳汁，是她给了“我”母爱和源自母爱的呵护，甚至，是她给了“我”得以看清这个世界真伪与美善丑恶的那双沉澈的眼睛。

　　原因之三，缘于责任，缘于勇于担当。

　　“大堰河”的责任，不仅仅是她履行了工作的责任、养活的责任，还有她主动挑起了真心呵护的责任、善良化育的责任；不仅仅是称职地履行了妻子的责任、女人的责任，还有她悉心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甚至是道德伦理纲常的责任。

　　在“大堰河”的身上，体现了那种中华百姓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中国的百姓，他们从不渴望太多的被呵护和被尊重，他们从不要求能与安心活命无关的更多的东西，他们勤劳坚忍、善良忠贞、淳朴宽厚、永不贪婪，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善良的一族。他们勇于担当，从不退缩；他们不畏艰难，不怕辛苦；他们从不逾矩，永不诅咒。“大堰河”就是他们中的最真实，最普遍、最常见而又最容易被忽视和淡忘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至于“我”，这个当时尚在狱中服役的二十二岁的青年，这种责任意识，这种家国担当精神，更是贯穿了自己光荣而苦难的一生。

　　他的率性率直、他的真诚无伪、他的从不低头与勇于承担，直到现在也还在激励着这个民族和国家不屈奋进的人们。

　　是他，一直默默地以他留给后世的那些朴素如泥土、洗尽铅华的诗歌，让这个世界的诸多冷漠，溶为了能滋生些许尊严感的信心和温暖。

◆附：

◎大堰河——我的保姆

作者：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