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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方针的提出，本来为着革命目的，以文艺为政治目的的达成服务，以文艺来凝聚大众，鼓舞大众，宣扬先进，教育落后，造就一个坚强的革命整体，但同时，在它的指引和规范下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作品，即出于上述原因。即，本来为着解放的目的，但同时造就了浓厚的理想主义，革命，成为宏大理想的沃土，而文学，根子上是理想主义的，两者十分契合，于是在革命的进程中，感染于革命，融合于革命的诗人 们，创作出了不少的杰作。因之，排除在政治上的贡献不说，艺术上，它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但是，矛盾在一开始就存在着。 矛盾的根源在，作为阶段性的消除贫困，消除差别，达到均衡的理想是否足以作为终极理想？通过革命决定性地消除积弊，使社会总体性地归于平等，是能做到的，但，之后呢？和历朝历代革命后社会还归它的本来属性不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把人们阶段性的平等要求当作终极理想的，而他的后继者们的行为更加激进，是要持续地不容中断地把这种设想从开初推行到最终完成，也就是说，这种设想如果在马克思那里是等到几百年几千年后物质极大丰富了实行的话，他的继任者们则把它立即推行到了现实中，解放了，就得把解放的壮态恒久固定下来，维持在解放时的形态。这样，人们阶段性的追求就成了最终结果。现实是这样了，可人的本质认可不认可呢？在追求解放的进程中，底层阶级目标一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不足以影响整体，也不足以动摇信念，革命阵营，既广大，也可谓坚如磬石，而当解放实现，对立的阶级消灭，作为社会主人的业已是原来处于下层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又如何呢？如果按照每一个人的内在规划，他们仍然追求上升，追求在群体中脱颖而出，追求更大的利益，可是这样的追求被领导集团限定了，他们当初阶段性的追求平等的要求被当作了终极制度，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些有才能的人迅速适应了新形势，仍然竞争，但把战场摆到了内部，这从正面来讲可以看作应有的上进心，但也免不了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熟悉内情的人，从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不纯洁；而占绝大多数的才能平常的一般大众呢？则表现出了空前的懈怠，在农村，是出工不出力，生产始终上不去，工厂里，情形差不多，量上不去，质量也不行。如果按追求解放时的积极性来看，不应如此，按那时的热情，物质产品应当比资本主义阵营更丰富才对，但事实不是这样，不但比不上资本主义世界，连温饱也不能解决。反差为何如此大呢？追求解放，是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把占总人口极少数而财富却占社会大多数的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分配给贫困的大众（资本家的财产是收归国有，间接性地部分予以工人：工人更有保障了，是明显的既得利益者），直接与自身利益相关，而解放后，集体化大生产虽说也与大众相关，但由国家或集体统领，再由国家或集体分配，利益已不那么直接，大众不能直观看到，不能直接感觉到，积极性就下来了。反观土地承包后的情形，就更可以看出问题：土地承包后，生产立即就上去了，不但可以吃饱喝足，还有大量节余。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大众并非天生积极，并非天生的利他主义者，大众的人的本质，乃是任何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追求利益、权力的最大化，如果社会行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追求，顺乎他们的理想，他们会很积极，并为了共同利益表现出浓厚的利他性，而如果与他们的利益并不相关，不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之内，则不论社会如何鼓动，都不能调动他们的热情，出于政权的强大压力，也出于解放时作为既得利益者应有的感恩，他们不明言反对，但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冷漠，他们的抗拒。面对这样一种人的自然属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采取的办法是不间断的教育，以及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的运动。运动，或许并不都直接针对大众，但大众自有他们的代表者，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内在要求被能说上话，能当权的更为实事求是的权威人士看到，这些权威人士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开道，自成一个派系，遂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统共产派整肃，所以运动一轮又一轮，即使并不针对大众，但打击的，是大众出于人的自然本质的追求。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为标志，达到顶峰。文革的发生，具有深刻必然性。假如不搞文革，或与文革类似的之前的一次次运动，则人的自然本质必然普遍成长，那么，由此展开的人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均衡的重新出现，又是贫富差距拉大，之后呢，人们的政治要求也会提高，必然追求政治的民主，这是成系列的，最后必导致共产主义均衡理念的破产。文革，不过是以共产主义理念为背景，以强力为后盾所进行的同人的普遍本质的最高层次的交锋，以人在贫困时的阶段追求为最终限定，同人的自然本质作终极裁决式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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