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作品不知所云，在他们内部，相互间也是难于理解的，因此文学也就完全流于混乱，所谓的派别，只具有反抗社会的意义，表明了一批人不甘心被物质统治，被科学统治，而人反而不重要，从而反抗这一业已形成铁的规则的社会的决心，至于文学，此时只具有反抗的道具的意义，而它本身，在这样的反抗中则全面牺牲。西方文学的失去方向，并不只表现在这几个派别或潮流中，而是一个共性的社会现象，其典型表现，便是今天一个潮流，一些流派，明天又是一个潮流，一些流派，互相否定，互相扼杀，自身也难于生存，难于发展，以至于到后来，全面沉寂下来，在社会层面看来，基本没有动静了。当存在都成为难题，所谓方向，也就无以谈起。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学可以或此或彼，丧失了它的方向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与理性的社会不能兼容，走到了覆亡的边缘？

　　走到这一步，乃是民主政体和与它相生相伴的纯商业社会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纯西方文明独自演进的必然。民主体制是历史上所有体制中最优良的体制，未来社会，它仍将持续，可以说，它的核心内涵，将和人类的未来一样久远；但是，它同时有着天然的弊端。这就是，在人们都享有公平的权利的同时，所受的制约也达到最大；由于这种制约，就使得社会中的人向各个方向，各个领域分散。社会本来是个统一体，人的群体性本质和追求无限的本质本来追求群体中无限的高端，越过之后，再向掌握生死的神祗争权，但是彻底的民主，人与人互不买账，却使这统一体在实质上并不存在，而制约的最大化，又使任一权力都并不能达到人从本质上向往的高端，现实既不能，就导致人们向各个方向、各个领域扩散。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迅速现实化，基本都成为现实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越来越没有空间。民主政体的发展，是个逐渐的过程，到近现代，以美国民主政体为标志，它发展到了极端。而在此期间，由它的本质必然派生，资本主义商业体系也发展、发达起来，到现当代，如同民主政体，也发达到了极端形态。这两者，民主政体和纯商业体系，都促使人们越加现实。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是如何使人们越加现实的呢？在此一体系的发展之初，是民主对人的制约和另一方面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的尊重，导致许许多多人把主要精力用于追逐财富，此一动力，再加上民主政体下必然更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样的原因，另一些人分散到了科学领域），两者互为动力，互相促进，共同携手，就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发生质的飞跃，迅速发达起来。到此一步，整个社会都被串在了商业体系的链条上，人们在其中劳动，从中寻求生活，也以之为目标，追求自己的成功。然而，商业并无普遍的道德基础，它并不与群体相联系，纯自利，才是它的本质，置身其中，处处是纯自利的交锋，就此，人很难滋生理想主义，所见都是人卑下的一极，人，也就不可能不现实。问题是商业已笼罩全社会，它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如此，如同民主政体，它象空气一样挤占着每一个缝隙，堵塞了理想主义的所有空间。当然，并不只是这两个原因。由于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从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向选民妥协，而选民，就是业已现实化的一般人民，因而政治并无提拔理想主义的功能，而是向下倾斜，沦落为纯粹维护人们形而下生活的工具，此即，它自身本当具备的崇高性质不但几乎难于存在，而且被迫象链条一样把完全现实化的社会越收越紧，变得象钢铁一般稳固坚实。而社会既已成为商业社会，人们丧失了足以让人安闲的土地，不得不为生存（也为荣誉）投入到商业竞争中去，难于自由支配自己，也是人们不得不现实的原因。总之，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各种因素都逼迫人们现实，相应地，理想主义则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完全现实的社会相适应，则是娱乐业的异常发达。为什么呢？理想既已远去，生活紧迫而现实，人们也就更加需要娱乐，靠它填塞空虚，也靠它消解竞争的疲累。这是一般社会基础，而文学艺术从业者们呢？他们的作品需要读者、观者，要得到社会承认，他们不得不正视这一世情，因而，不得不跟进；而完全的市场化，纯粹为生存，他们也唯有如此选择，这导致，文学艺术的基本方向，都以迎合为特征。从而，电影电视，这能直接带来感官冲击的艺术发达了，当然，也主要是能带来刺激，带来娱乐的那一部分，即人们所说的商业化影视，小说，则是讲猎奇，讲悬疑，讲色情，讲武侠的还能够流行，带有更高精神意义的，则消失了踪影，诗歌呢？因为它天生是以精神为依归的，无法带来娱乐，带来刺激，则到了几乎灭亡的境地。

　　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集中反映，它天生是理想主义的，当现实如此，文学中人怎么办呢？一般人，并不是其本质就与文学中人不同，两者完全一样，但在面对现实时，差异出现了：一般人，知道现实不可违拗，把理想视为幻想，接受了现实，现实虽然残破，但有限的人生只能如此；始终坚持梦想的文学中人呢？他们就难过了。铁一般的现实不可突破，而他们还依然坚守初衷，这就出现了唯有近现代才有的独特现象：对文明、对理性，对维持文明和理性的人类语言进行毁灭式打击，企图破坏现有社会的一切合理性达到突破的目的。当这样做的时候，既是在破坏现存社会，也是在毁灭自己：文明、理性、语言，是造成现有秩序的基础，但是它的另一面，却也是破坏者本人得以立身的依据，当选择了和文明、理性、语言对立，便和社会不能共存，同时也就孤立了自己，和社会相距越远，文学，以及欲以文学立身的人们，也就更加衰微。但走正道不行，又能如何呢？破坏，但表达了他们反抗的意志。另一些人，则完全选择了顺应。这就出现了以科学、理性对待文学，对待人类精神的现象，即社会既已如此，文学表达人类意志的功能难于实现，一些仍然关注文学的人就把它当成了纯粹的客观物，象对待自然一样，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研究，这就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一类文学潮流，当人不存在，价值、意义一类精神的东西不存在，文学作品没有高下的分别，只有结构，于是都来研究结构，更深一步，则是结构也不存在，任何表达的功能都成问题。以结构来对待，就已经消灭了文学的根基，进一步连表达的意义也否认，则消灭了任何欲表达的可能。这样一种文学态度，既是对现实的顺应，但也是某种反抗，尤其到了解构主义，就走到了几乎和超现实主义相同的道路，只不过未明言反抗而已。一切表达的可能都没有，这不是以客观研究的姿态表达内心深处的反抗企图呢？这种反抗，是消极的，但也发人深省。

　　反抗的，反抗过了，就象在大海中投进几颗石子，瞬时也有几朵浪花，过后，是更久远的沉寂，而世界跟随着西方文明的步履，还在继续推进，这就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文学，还需要方向吗？要方向，就意味着人们还需要它，它还能复兴，之后，才是具体的方向问题；另一种可能呢，则是它的消失乃是人类正当演进的必然，那么，就得确认现存世界为合理，既勿须谈文学的复兴，更勿须谈它的方向，我们接受这只比动物更高一级的，梦想低微的生存。

　　这另一种可能，已经是现实，问题只在，需不需要改变，不改变，人，能否容忍，人类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为此，我们得分析近现代世界的实情，文学的沉寂只是一个阶段呢，还是将恒久如此。

　　这样的分析，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作过。人，能否真的作到象动物一样生存，维持一般生活，把梦想都放弃？人，真的不需要精神支撑？真到了那一步，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人们适应现实，这是事实，但适应有个限度，当现实把梦想的空间都压碎，人们，必然普遍地不能容忍，反抗，最后改变境况，就是必然选择。然而近现代的西方世界，却并非没有梦想的空间，所谓文学衰微，这是事实，但这并不代表社会，亦即，文学沉寂了，失去了它的方向，社会却有方向，并且仍然有活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当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就同时产生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壮大的大多数岁月里，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和信奉者们，始终和他的对立者——无产阶级的反抗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无产阶级凝聚起来，有庞大的严密的组织——国际共运，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这种斗争则演变成两大阵营的殊死搏击，这时，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们，视他们的原则为信仰，要同他们视之为专制黑暗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维护者们进行搏斗，又怎能说他们没有精神支持。这样一场涉及整个世界，两大阵营营垒分明的持久搏斗，乃是二十世纪最壮观的景象，直到上世纪末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为标志才宣告结束。而在此期间，非共产主义的一切专制政体，也在它的攻击之列。一方面要推翻专制，把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扩广到全世界，一方面要拓展它的商业体系，既以此实现自己的“抱负”，顺带也让他们视为封闭、落后的民族“享有”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都不能说没有精神的力。社会是分层次的，有塔尖，有中层，有更为广大的下层，当社会的骨干力量执行着他们和多数民众的共同意志，保护他们的民主，他们的权益，他们的价值观，并且竭力向外扩展，展示他们的优越，一般民众有了依附，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信仰——虽然它显得残破。有了精神的主干，则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作为就可以稍稍随意了，虽有种种欠缺，人们以生活只能如此自慰，并非就压抑到过不了人生。此时的实情是，大多数人接受了社会松散，人生而有限的现实生活，按自由的规则去追求各自虽低，然而实在的目标，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竭力向外扩展，通过外倾补偿内在的不足，显示生命的力量；然而文学中人呢？他们生活在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限制的最大化和社会价值观的转移（主要在物质领域拼争）却使他们追求完满的梦想遭遇着冰霜，人生，寒冷到彻骨，所以才有社会物质水平空前繁荣，而他们却不自量力反文明、反理性，欲予现存社会一切合理性以毁灭的现象。

　　但是随着对峙结束，外部敌人不再存在，情形又会如何呢？这时，内部的矛盾就会充分显示出来，整个国家，整个西方阵营，都会失去方向。当民主的价值观推行到世界各地，商业体系的扩张完成，整个世界不再有严格的外部，外倾无以使力，平庸，就会成为社会的基本状况，到此时，不论任何人，精神的空间都空前缩小了。一个国家，它的方向是由其中的先进分子决定的，如果处于智慧和勇气前沿的他们都没有方向，整个国家也会失去方向；普通民众，其精神依附于国家，依附于他们的代表——先进者们，国家没有方向，领头者们没有方向，他们也会失去方向。所以世界发展到此一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胜利，再没有对立者，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缺陷充分暴露，人类向何处去，如何重新拥有精神力量，就成为新问题，此时不再是文学中人，由领头者到一般人民，逐渐都会感受到严霜。

　　那么，文学需不需要复兴，需不需要方向呢？显而易见。当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欲以无视或破坏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人的文明来解脱自己，或给完美的人以出路的时候，周遭都是铜墙铁壁，欲有作为，最终只能送文学入死胡同，而到了当今时代，人的本质欲在社会伸展，普遍遭遇着堵塞，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未曾显现但昭然若揭的时代趋势推动着文学从冬眠中醒来。人，始终要有一种精神，始终要追求有价值的人生，它可能是变形的，但总要有，而到了普遍茫然的时代，四周封堵，不能妄造一个敌人，不靠文学靠谁？文学的本质，正是人的本质，而且是其最高本质，当那些杰出人物以文学表达无限的生命，他们得到呼应，从而也就替代性地实现了自己，而一般人民呢？他们没有杰出者的才能，没有那宏大志向，但人心相通，他们受到感染，也就给自己增添了无尽的力，无尽的在生活中搏击的勇气和信心，社会互相感染，由处于前沿的人们带领，整个人类又会有方向，人们仍然各有目标，但有一根精神的主轴，始终贯穿人类心灵，延伸于永恒的时空里。

　　由此可见，当世界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需要文学，文学就有了复兴的条件了，当然也就需要方向，如何得以复兴，如何来解决人类精神勃兴的重大课题——决定着它应有怎样的方向。

　　那么，方向是什么呢？具体落实到中国，又该如何作为？是否需对过去的作为作调整？这又须针对过去的方针和今日中国的处境以及它应有一个怎样的未来进行分析。

　　和西方世界文学的茫然和散乱不同，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却有明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文艺的大众化，它有明确的钢领、内涵，长时期统领着文学的发展，引导着文学的走向。

　　对此一文艺方针当如何看待呢？

　　文艺的大众化的实质，就是以大众的感情、境界为依归，写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这个大众，并不是历史以来的大众，也不是今日以自利为追求的大众，当然更不是西方世界的大众，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拥有共同理想——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众，显然，这是特定时期的大众，在当时严格区分阶级的条件下，它的主要成分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及其领导干部，其次则为接受了革命理想，愿为大众的共同事业奋斗或至少愿意追随的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等非剥削阶级群体，当然，首先是前者。由这一特定时期大众的性质不难看出，所谓文艺的大众化，其本质就是文艺的功利化，即以文艺为政治的工具，当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革命人民向着解放人民自身，建设强大的中国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目标前进时，通过文艺凝聚革命的人民，表现革命的人民，高扬他们的士气来推动这一进程。文艺的功利化，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都有明确表达，显然，对于革命领袖们来讲，这乃是正当的要求。

　　那么，这一文艺方针是否正确呢？就当时的特定背景来讲，是应当肯定的。

　　文艺，纵然是为表达自身，或表达群体，它的总的方向都是解放人，推动人类不断前进的，当到了必须以政治手段集中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时，它的加盟，加快了解决的进程，巩固了解决的成果，无疑在根本上符合文艺的本质。相反的来讲，如果文艺和革命的总目标背道而驰，或各行其道，互不相干，那么要么抵消了革命的努力，要么分散了力量，分散了注意力，革命并不能迅速推进，最后革命的事业必受到相当程度损害，这时，即使艺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大局受到损害，并不符合文艺的最高目的。所以，文艺并非绝对不能功利，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是否为正当，革命是否为正义，它是否确实出于群体的深刻需要，如是，它的助力甚至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都甚为合理。而从近现代中国的实情来看，人民贫穷，国家衰落，非以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想化，正是解决的良药，所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以及随后的建设，是完全正当的，出于人民和国家的深刻需要，自然，文艺附从于这样的革命，也就正当，也就必要，从而，这保证了它的总的方向的正确。

　　但是，这样一个方针是恒久方针呢还是只是适于特定的时期？这就要作更深的分析。

　　大众化，要求以大众的思想感情为依归，对于诗人 们呢，则要求他们作改造，直到达到大众的境界，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言行，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说诗人 们是一类人，工农兵大众又是一类人？同样是人，为何如此，难道是有不同的本质？或者都一样，不一样的都是现象上的东西？人，就其本质来讲完全一样，都追求最大的实现，而且是在群体中的实现，当现实满足，无以再提供，则独剩精神仍向无限处飞腾。虽然人的内在本质都如此，可处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地位，表现于外的理性要求却不同。当人仍在贫困中，或处于贫困的阶层，其要求首先就是社会公平，人有基本的温饱，保持人作为人起码的自尊心。这样一种要求，当社会相对均衡，人们有通道实现自身时，人们都是作为个体通过不断奋斗来解决，越过基本的均衡线，再向上跃升，但是如果不平衡积累下来，到了一个严重程度，底层的人越加贫困，并且跃升的路由于不平衡的严重积累也堵塞，这时，底层的人们就会联合起来，以团体的方式冲破障碍，争取其基本的权益。由于一种必然的原因，处于底层的人群总是占社会的大多数，所以他们的联合，相当有力量，往往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无论他们成功与失败，社会格局都会因之而改变。整个文明史，都可以看作这样一部斗争史，先是相对均衡，逐渐积累到不均衡，然后经过剧烈的革命，剧烈的斗争，又达到相对均衡，再积累到不均衡，再斗争，又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社会，反复如此，不断更迭，发展到现在。和处于个体时有所不同，当底层人民凝聚为团体，为改变共同处境而奋斗，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比纯个体时有高度的提升。这表现为，利他常常超过自己，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情感，它压倒了卑微，压倒了琐碎，人们的精神境界，因之而更纯粹。为什么如此呢？当凝聚为团体，团体中的任何人，都因为共同目标而成为同志，他们的奋斗，同时也为着自己的目的，利他就是利己，他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爱，范围扩大了，所以利他精神普遍流行；而团体的存在，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过去属于飘渺梦想的东西，现在如此清晰，人本来就有的对无限的追求化为现实，所以人能感到神圣。这样，人们的精神境界，普遍都更纯洁，更壮阔。而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对处于贫穷和弱者地位的人们的平等要求作了提炼和升华，更加成系统，更有说服力，此时的革命，正是在此一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进行，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宏伟目标不断对大众进行着教育，对其思想不断予以提高，自然，他们的境界就更加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人，诗人 们为什么与大众，尤其革命的大众并不等同，还须自我改造理解他们，融会于他们，再作他们的代言人创作大众化的，革命的文艺。当然，即使并无革命，并无团体，一般大众与诗人 也并不完全等同，他们长期处于下层，身历磨难，更为质朴，也更有同情心，不过这时的大众尚处于奋斗的起点或行程中，孤立地向上攀登，他们还须诗人 来启蒙，来引领，而到了革命中，他们已有远大理想，有自己的杰出领袖，成了革命的主人，革命的主体，境界，由于革命得到净化和提升，这时，也就须诗人 来附从他们，共同壮大革命声威，促成革命理想的尽早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