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的空间里，写这段文字是异常沉重的。因为，本文所举的重大案例，都令人痛心、扼腕、流泪。在今天，审视与反思这些案例，“迟来的正义”、“平反”等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拷问这些案件形成的原因、拷问那些经办此案的人，以及如何发现和防止此类案件的再生。

最新的一件“呼格吉勒图”案，1996年，呼和浩特市发生一起奸杀案，18岁的呼格吉勒图作为“凶手”被枪决；2005年，身犯10起强奸案的赵志红现身，不仅承认自己是奸案真凶，还要求以身偿命，还死者一个公道。但至今9年时间，呼格吉勒图案仍没有启动重审。以至于真凶赵志红发出疑问：自己都承认了为什么公诉机关只字不提？

从出生到96年，呼格18岁；从96到现在，另一个世界的呼格又刚满18岁。人死不能复生，但类似的案件却有可能复生。

佘祥林案：1994年1月，佘妻失踪，疑被佘祥林杀害。同年4月，被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2005年3月，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宣判佘祥林无罪。

赵作海案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案。1999年与赵同村的村民赵振晌失踪。2002年商丘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宣告赵作海无罪。

聂树斌案：1995年3月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判决聂树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05年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供述其曾经多次奸杀作案，包括指控聂树斌的罪行。2013年9月，河北省高级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至此，聂树斌案再无下文。

我们在震惊的同时，可以看到这些案件的共同点：

一审时从公安到终审法院，层层诉讼程序、众多法律人参与，似乎证据凿凿，铁案如山，但却因一个人的出现瞬间推翻；

都出现了一个人，或是真凶，或是被害者。冥冥中似有天意，让真凶或“被害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所谓天日昭昭，莫非这就是天理？

当然，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这些案件都发生在“严打”期间。

关于严打，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刘复之回忆录《1983年严打始末》）。有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

十八届四中全会刚落帷幕，全会公报的每一个字都始终围绕着法治与公平正义，绝不会再有“从重、从快”的指示。这是今天回顾这些案件时，足令人欣慰之处。

所以，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的案例，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强音面前，在法治社会的征途中，每一位法律人都要秉问良知与良心，善待当事人，谨慎司法。因为，冤案的形成不仅有制度上的缺陷，而且，还有具体承办者的疏漏。同时，建议最高法院要成立“审计机构”，主动复查、筛查重大案件，把诉讼法对法院自身发现错案纳入再审的制度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免错案只待死人现身、真凶伏法才能发现。易言之，主动查错、主动纠错恰恰是法院当前工作的弱点。

作为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成为四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呼格吉勒图”案，能否以法治的精神启动重审。这不仅检验四中全会的法治精神是否能落实到个案，同时，也检验对冤假错案的问责机制是否真正发挥作用：看看谁该对呼格吉勒图之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