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众所周知，细数近二十年来落马的高官之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与此同时，随着十八大以来打苍蝇抓老虎力度的加大，在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也都是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然而，对于领导秘书的本职工作内容，按照有关规定归纳来说，主要包括送阅文件、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传达领导的意见、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批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从查处的秘书腐败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我们的秘书们利用着他们职位以及身份的特殊性，干着左右官员升迁，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的违规违法行为。

正因为如此，秘书腐败成为了腐败案件查处中的大腐败之一。即便是秘书“腐败”虽然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关媒体评论所称，秘书一旦出了事，就是大事。归根结底，最终导致“落马官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往往是离不开秘书的影子。

正所谓，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而面对秘书腐败，对其权责的规定则显得至关重要。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最后，在笔者看来，虽然针对目前秘书腐败，国家也出明文进行约束规定。但是，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所以，只有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才会最终得以淡化，得到彻底治理。（方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