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这个词诞生于2008年，虽然已清理6年，但屡禁不绝。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附着在官场上的恶疾，今年，广东启动大规模严打裸官行动。5月底是广东治理裸官的截止时限，此次裸官清理，全省共清理出了1000多名裸官，其中有200多名官员选择接回家人，866名裸官被调岗，而且其中还有9名厅级官员。（《法制晚报》6月16日）

裸官成为腐败高发群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大对裸官的治理力度，从源头上堵住了腐败的出口，是一种“防患者于未然”式的反腐策略。对此，民众和舆论持双手欢迎的态度，但对于身处其中的裸官们而言，却是五味杂陈。譬如有官员就抱怨，“任何人都有权利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公务员就不可以呢？”

这样的抱怨，显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2年《法治蓝皮书》就指出，公职人员“裸官”的认同度要远远高于普通公众。在这些公职人员看来，送家人出国乃是一种个人权利，与当官没什么冲突，强制性地要求他们在做官与送家人出国之间做出选择，不仅不通情理，甚至是对其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犯。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说，对裸官的治理本身是有瑕疵的，有可能形成误伤。毕竟不是每一个裸官都是腐败分子。之所以这样的瑕疵可以被容忍，甚至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员这种职业的特殊性。官员属于准公众人物，其手中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如果不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督，随时有可能通过寻租来兑现成腐败利益。因此，其隐私性和个人自由的范围要远远小于普通民众，这就决定了某些事物，普通民众可以做，而官员不能做，有些权利普通民众可以享受，而官员不能。

不能说官员没有个人隐私和自由，但很多时候，官员的个人隐私和自由与其手中的公权力是很难分出明显界限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制度层面只能把每一个官员想象成“无赖”，牺牲掉一部分官员的利益。这是为官的代价，事实上对每个官员来说也都是公平的。普通人请客吃饭，没人管得着，因为不涉及公共利益，官员如此就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一样，甚至在某些制度健全的国家，但凡官员与企业家坐在一起吃饭，相关的调查程度就立即启动。

作为官员，应该有这样的基本素养，即掌握的权力与承担的职责和受到约束成正比例关系，权力越大，职责越大，受到的约束也越多。我们总说官员应该以身作则，这其实不是对官员群体的过高道德要求，而只是由其职业特点所决定的基本义务。

数年前的一次全国两会上，某位高级别官员在谈到官员财产公开时曾愤然发问：“老百姓不公开，为什么官员要公开？”在装傻指数上，“任何人都有权利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公务员就不可以呢？”之问毫不逊色。一些官员总喜欢跟老百姓比，一副很受委屈很受伤的样子，但不知这些官员想过没有，老百姓会以权谋私吗？老百姓有能力权力寻租吗？老百姓掌握了公共资源吗？

治理裸官说到底只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次优选择。更为理想的防腐路径仍然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只有把自己的财产先“裸”了，才能理直气壮地一边在国内做官一边把家人送出国。可奇怪的是，一些官员宁愿放弃自己的仕途，或者断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机会，也不愿公开财产，这恐怕才是值得玩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