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在深圳的一个地铁站出口突然晕倒死亡，南方都市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用了《晕倒无人相扶急救，她死在深圳地铁口》的标题。“无人相扶”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近年常见的窘况——路人摔倒，施救怕受到敲诈，不救则受到良心的谴责，最后自保意识常常战胜救人良心。

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那么简单。监控录像显示，梁娅倒下并发出求救动作的3分钟后，就有市民告知地铁工作人员；地铁工作人员6分钟后赶到，民警在25分钟后赶到；急救人员50分钟后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

从整个过程看，“无人相扶”是事实，但并非无人相助。除了刚开始有几个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外，还是有人把情况告诉地铁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打了急救电话，只是没有把梁娅扶起来，只是救护车来得有点慢。

这样的过程还会不会引出“害怕被讹诈，跌倒无人扶”的道德拷问？在救人惹麻烦和不救惹争议的事经常发生的当下，质疑与拷问将不可避免。相信见到梁娅跌倒的人在做出行为选择前，心里一定会急速回放存放在心底的经验教训。之前的经验告诉人们，碰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拨打120或110；除非有急救经验，否则不要轻易扶人，因为这可能好心办坏事。而前面看到梁娅倒地却略显犹豫地走掉的人，估计是过去的“教训”起了阻止作用。

梁娅的家属没有去责怪路人，并对帮助过梁娅的那对男女和多次去查看梁娅情况的保洁员心怀感激，说明他们是明白事理的人。

至于救护车为什么在50分钟后才到，报道没有给出原因，我们无从判断和评论，但人命关天，救护人员必须有个解释交待。

女高管跌倒猝死，有详细的录相还原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判断，这不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事件，不必过多地纠缠于“扶与不扶”的道德质疑，而应该拷问公共场所的应急措施。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大都受过急救训练并配有急救设备，那么梁娅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抢救；假如工作人员知道如何应急，那么他们可以通过扩音器和通讯设备，召唤地铁内外具有抢救技能的人帮助抢救；假如把召唤范围扩大，找到有抢救技能的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他们将抢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把人救活……

实际上我们在乘坐列车时，就时常听到召唤医务人员的广播。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碰到重病病人，列车员知道不能坐等救护车，要因地制宜地寻找车上医务人员进行紧急处理。但在地铁里，似乎还没有这种对待病人的应急措施。深圳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在所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我们都应该有应对病人、产妇和跌倒者的紧急预案，以防各种不测。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粗疏型的社会，许多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只是能用则行，没有精细地考虑人的细节需求，也没有考虑紧急需要，这使得出现紧急问题时，工作人员按部就班不知应变，错失救急良机。

而恰恰在这些细节上，体现了一个地方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梁娅的死亡，是对我们公共应急预案和救急措施的强烈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