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一涉嫌轮奸案中，李家人和其律师说受害者是“陪酒女”。用意非常清楚：

　　第一，可以导向对不是强奸而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合理解释；

　　第二，就算最终无法导向这种解释，也可以造成这样的心理暗示：强行和“陪酒女”发生性关系，因为对性的态度，其受侮辱而反抗的程度预期不如良家妇女——并且，由于在世俗观念上，妓女和良家妇女的道德地位并不一样，因此，在人们心理上，强奸“陪酒女”的伤害性后果比良家妇女轻。

　　这一暗示立马得到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的响应。他发微博称，“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并不是说陪酒女就可以强奸而是说陪酒女同意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易延友的观点，又得到了一些人，尤其是某B社脑残的支持。某评论员甚至还把这种“伤害程度的大不同”扯到了“实质正义”的范畴。

　　看来，法律上关于强奸并不区分是妓女还是良家妇女的观念要被颠覆了。精英们好伟大，对妓女，尤其是李天一案中被说成是“陪酒女”的受害人也真够狠。

　　但可惜只是脑残的结果。

　　关于这事，多位“女性主义者”出来反驳易延友及其支持者，也许还有“平等主义者”也会出来痛斥这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精英心态。但我想说，在基本的逻辑上，这不是女权主义和男权思想，平等主义和精英心态的较量，而只是智商正常的人和脑残的区别。

　　看一下“强奸妓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观点。

　　它隐含的一个预设，就是妓女是从事性交易的，性态度随便，在性方面早就没有什么人格尊严，而良家妇女则在性的方面具有人格尊严。所以，强奸妓女，她们所感受到的性的伤害，比良家妇女要轻。

　　经验似乎也告诉我们，在极端的例子上，一个对贞洁非常在乎的妇女，如果受到强奸，有可能会选择一死了之；而如果一个妇女对性非常随便，被强奸了，屁股一拍，爬起来什么事也没有。

　　脑残的观点之所以还被人，尤其是被精英们信奉，是因为它直观上并不全然荒谬，而是多少吻合我们的某些直觉或偏见，从而在心理上暗示我们这个观点是对的。易延友们的观点，就吻合了以上的经验直觉和世俗偏见。

　　有人反驳易延友们说，“每个个体的心理承受力不一样，而强奸不仅仅是性侵犯，它更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恐吓、对生命被侵害的恐惧，三陪女被强奸后肢解的概率要远高于良家妇女，简单认为职业上的差别而能分出危害大小，说明做这结论的人，完全是以性作为强奸带来伤害的主要特征。”

　　这一反驳有些道理。根本就不可能去合理评估在心理上，强奸妓女还是强奸良家妇女，哪一个带来的伤害更大。但这一反驳没有指出易延友们“以性作为强奸带来伤害”为“主要特征”到底错在哪里，只是错在它片面吗？

　　事实上，易延友们犯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这一观点可以推出的一大堆错误，是这一简单的逻辑错误引发的。

　　这一简单的逻辑错误是：

　　固然妓女、良家妇女在对待性的态度上有区别，但就她们的身份说事时，对应的是“给钱，是否进行性交易”上——给妓女钱，说要做性交易，不算侮辱妓女或侮辱程度较轻，而给良家妇女钱说要进行性交易，则是人格上的侮辱；

　　但当说到“强奸”时，已经和“给钱，是否进行性交易”无关了，而是和“意志”有关——愿意发生性行为就不是强奸，不愿意发生就是强奸，这和她们是妓女，还是良家妇女，都没什么关系。

　　就是说，是妓女还是良家妇女，这样的身份根本不是评估强奸的伤害性后果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在逻辑上，把强奸妓女和良家妇女的伤害性后果进行对比本身就是错的，这样的话根本就不能说出口——也亏易延友们能够说得出。

　　不错，不是所有的强奸案都不需要考虑身份的因素，比如，就必须考虑强奸的是成年妇女还是强奸幼女，来评估伤害性后果。但这是基于对更弱者的特殊保护。但我们并不能说，在受到性的暴力侵犯时，良家妇女和妓女哪一个更需要受到保护。她们在法律地位上是一样的，统称为“妇女”，而不是区分为“良家妇女”和“妓女”。

　　不懂逻辑，看来，对法律的基本精神，对人与人的平等，也不会有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