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中日钓鱼岛问题急骤升温。民间情绪极度高涨的同时，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传统政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遭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末钓鱼岛纠纷开始于50年代，但当时纠纷的核心是台湾当局与琉球地方政府；1971年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大陆与日本才逐渐超越台湾与琉球，成为钓鱼岛纠纷的主体双方。而70年代恰又正值大陆外交政策大转折，试图联合美、日对抗苏联以获取国家安全的外交保障。钓鱼岛问题上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就产生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
　　
　　1972年9月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时，再一次重申了中方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讨论的态度。
　　
　　1978年8月10日，副总理邓小平则重复了周恩来1972年的搁置论：“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搁置它20年、30年嘛！”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邓小平在同对方领导人会谈中就提出了处理南沙群岛争议的合理主张：南沙群岛是历史上中国固有的领土，70年代以来发生了争议，从双方友好关系出发，我们趋向于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以后再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不要因此而发生军事冲突，而应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
　　
　　1986年6月，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访华时，邓小平同志向他提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妨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988年4月，阿基诺总统访华，邓小平同志会见她时再次阐述了这一主张。他说，“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这个问题可先搁置一下，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阿基诺总统和劳雷尔副总统都对邓小平同志的主张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外，邓小平同志还阐述了“主权属我”的立场。他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属中国”，“我们有很多证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地图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还向阿基诺总统声明，中国对南沙群岛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坚持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立场，同东盟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
　　
　　但是在今天，这一政策很难贯彻，遭到质疑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