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接受你兴高采烈地宣布：“去年只死了多少人……”
　　
　　最近，戴旭的一条微博引发热议。他在该微博里把“最近风靡的禽流感”这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怀疑成他国的阴谋，这不过是一种假说。作为一名军事评论员，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本无可厚非，假说见仁见智，并可以等待实践验证。提醒国家高层部门不要上当，这属于建议。作为一名意见领袖，向决策者建言献策理应鼓励，无论意见正确与否，仍可以“忧国忧民”予以善意理解。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戴旭微博中发出又自己删除的这一句话：“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死不了几个”、“千分之一都不到”，这样强烈反差的横向比较的确可以引发关注，可是当这样的数字对比指向的是生命时，还是流露出作者对生命些许的轻慢与对死者不经意的冒犯。由此，有人说戴旭应该向H7N9致死者及其家属道歉。其实，此言差矣，戴旭不仅对禽流感的少量死亡满不在乎，他对上千倍的车祸死亡也司空见惯，皆因他有着更高的利益关切，且认为相对于那更高的利益，禽流感这么一点小牺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固然，慈不带兵，一将功成万骨枯，军人应该有铁的意志与铁石的心肠，但真正的军人面对死亡，特别是平民的死亡，眼睛里仍然会流露出温润的目光。我想正是因为对生命无所谓的态度，戴旭的言论，刺痛了太多人的神经。
　　
　　有辩护者认为，戴旭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但陈述事实，在特定的语境中，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一个人家生小孩了，大家欢天喜地，你跑过去陈述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别高兴太早了，人总是会死的”，人家会不会把你轰出去？或者，人家亲人病故，你却说：“你家才死一个，比起某某家，五分之一还不到”，人家会不会向你挥拳头？
　　
　　陈述事实，仍然有舆论禁忌。我曾多次呼吁中国需建构理性社会的舆论禁忌。因为一个社会是否理性成熟，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是否建成了有效的舆论禁忌。舆论禁忌到底有哪些？我觉得至少包括对生命的敬畏。
　　
　　翻开中国的历史书，对死亡的数字旳确不太敏感。一场瘟疫，一场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常常语焉不详，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模糊的描述：“血流漂杵，尸横遍野”。饿死上千万人，歼敌几十万人，活埋四十万战俘……中国历史对普通人死亡的统计从来精确不到个位数。但生命却是个体的，生命是一个一个的，可以繁衍，却无法复制。
　　
　　所以，生命永远是个位数。即便是南京大屠杀30万人，我看到的仍然是个位数，死一个人和死千万人，对于当事人和他的亲人，没有千分之一，只有百分之百。正因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偶然的意外，无论多么崇高的目的，还是无奈的理由，都不能对任何一个生命的失去表达“正常”、“应该”、“微不足道”、“算不了什么”这样的情绪，舆论的禁忌对生命的敬畏是如此的具体，而且至高无上，任何高尚的动机都要对生命的失去低下头来，默哀致礼。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有一个关键词——“数目字管理”：“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整个社会资源是否进入数目字管理，是黄仁宇评价一个社会是否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尺度，我想由此延伸，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入现代社会，还要看它对生命的敬畏是否进入个位数。
　　
　　幸运的是，中国终于走向了对生命的失去进行个位数统计的时代。无论是汶川地震的死亡数字，还是一场大雨的失踪人数，生命开始一个一个被重视。像小悦悦事件，一个女童的非正常死亡，就哀伤了整个中国。
　　
　　但生命的个位数统计，并不代表时代已经进入了对生命个体的普遍尊重。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稿：某某单位召开表彰大会，抑制不住兴奋地对外宣布：某某地方去年矿难的死亡人数比往年减少了多少比例。我可以接受你说：“去年死了多少人”，但我不能接受你兴高采烈地宣布：“去年‘只’死了多少人”。
　　
　　所以，“生命永远不是个位数”的真正含义，是“生命永远不是数字”。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承认、捍卫和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就必须建构一个个舆论禁忌，让每一个冲撞底线的人付出代价。
　　
　　回到言论者本身，舆论战是军人的另一个战场。枪林弹雨中，军人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豪迈，但明明是舆论的雷区，我建议还是绕道走吧，否则，不管你有多么创新的理论、多么独到的观点、多么正确的立场，你都会被炸一个七损八伤，甚至粉身碎骨，万劫不复。尽管现实生活中，生命美好又如此脆弱，但在舆论的世界里，它却有着这样的金法则：
　　
　　“一个生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本文发表在2013年4月11日《南方周末》自由谈，责任编辑蔡军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