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未面临过的问题，这也是今天我们都开始关注“幸福”这两个字的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同时，跟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应该说是相当稳定的，我们的国家是安全可靠的，我们国家现在的开放程度和人的自由程度都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按照人类的历史经验，当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一个历史阶段同时拥有了物质的快速增长、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较多的选择空间和自由，它的人民就一定会拥有幸福。然而，我们的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尽管我们都开始关注“幸福”，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字的意义。

　　传统的幸福观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那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很多人把这句话绝对化、抽象化为：“幸福都是一样的，不幸各有不同。”其实，幸福也是各有不同，天底下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幸福，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幸福的标准。我想，一个社会越和谐、越健康，幸福的标准就应该越多元、越开放。

　　当今，确实有一种让人非常担忧的情况，我们的幸福观正呈现出一种僵化和单一的趋势，比如我们认为财富、地位是幸福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幸福观越来越狭隘单一，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人自身的和谐最重要

　　幸福应该是多样的。

　　同时我想幸福的重要基础之一，实际上是一种和谐的观念。

　　当年温家宝总理公开发表文章，说他去看望季羡林先生，季先生跟他讲，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贡献是两个概念：一个叫“天人合一”，人不能去征服自然，人应该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点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是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

　　季先生讲的“和谐”包括三个层次，但是媒体和后来的各种传播渠道只侧重讲了前两种：一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实，季先生讲的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人自身的和谐。你如果自身不和谐，怎么可能跟别人和谐？比如我看到一个人开的车比我好，我就很不和谐，我很生气，然后我就要骂两句；我看到一个人房子住得比我大，我也要骂两句；我看见崔永元、孟非的名气比我大得多，就恨得要死。这就是人自身不和谐所造成的。

　　人自身的和谐既然如此重要，那它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我想，靠的是文明与教养。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和文明一般是同步的，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教养。然而在当今，文化和文明出现了脱节，教育和教养出现了脱节。今天，文化和文明似乎没有必然的关系，教育和教养似乎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没有相应地提高，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滑。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博士、硕士、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教养水平不仅没有相应地提高，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滑。

　　一个没有文明和没有教养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幸福的。

　　幸福有很多种，幸福是多元的，但我认为，有一种幸福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快乐之中的。

　　◎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由于我的经历比较独特，跟好多老人家都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

　　我非常赞同《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的一篇对崔永元做的“口述历史”的独家专访，题目叫《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我有时候特别愿意从一些老人身上感受他们的幸福。

　　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出生于1911年，清朝灭亡那一年。他从小经历战乱，即便在留德期间，虽然躲开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却仍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天天要躲着炸弹；另一位是跟季先生几乎同龄的我的一个家族长辈——钱学森先生，他20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但是他却曾以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被派到德国去接受战争的洗礼。他们两人都曾历经苦难，甚至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为什么历经苦难，并且物质生活还曾如此贫乏，他们的人生却会那么幸福？我们难以想象。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季先生不是被红卫兵拉去批斗了，就是被安排在女生宿舍门口打铃。那时都是传呼电话，电话来了要说“几零几室、某某同学有客”，都这样叫的。季先生有一段时间就负责干这件事。后来季先生告诉我，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很幸福。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边喊电话的时候，他就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独立完成的。

　　跟季先生一样，钱学森的幸福也充满文化的快乐，在物质上他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性，但他同样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钱学森图书馆看看，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先生把父亲所有的东西包括父母的婚书都捐了出来。

　　我去参观时，发现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我问钱永刚这椅子是谁的，他说是母亲蒋英的。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去剪报，而蒋英就会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蒋英对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钱永刚先生说：“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他是搞导弹的，又不好跟我谈。”蒋英说：“你爸爸会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钱永刚先生对我说：“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快速发展和转变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物质财富、安宁和安全、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疑惑和困境。而我们对幸福的标准不再也不应该一致。幸福绝对不是一种，幸福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