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可能会遇到的最主要的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社会建设究竟应当建设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
　　
　　转型陷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建设面临的最基本的背景是什么，我想讲的概念是“转型陷阱”。现在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制约条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现在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两年的情况跟原来有点儿不太一样，有人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亡，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这种种说法的背景是什么？现在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叫作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槛，过不去了，比如拉美国家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大家担心中国的国民收入到了4000美元左右时，是不是也要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拉美，不是菲律宾，不是马来西亚，中国面临的是很独特的状况，中国会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那转型陷阱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在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了。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希望把我们认为的所谓过渡型体制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有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的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
　　
　　这种情况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这个转型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有一次我去某地，晚上区长请我吃饭，就两个人，他说你知道我今年最难的是什么吗？今年最难的是拆迁任务100万平方米，这和我的乌纱帽连在一起，拆完了还当区长，拆不完区长别当了。我说拆哪里，他说拆哪里都行，只要拆出100万平方米。我们现在不是经济停滞的问题，而是走火入魔，陷入畸形发展，而这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
　　
　　转型陷阱的特征是权力与市场结合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现在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究竟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也不是处在中间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的混合型体制的定型过程中。现在对新的体制，混合型体制，最好的概括就是中国模式。
　　
　　具体来说，转型陷阱概念的意义，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明确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理解现在改革的主题集中在哪儿。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现有的发展状况。在此情况下，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现在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改革共识已经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种种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只能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形的措施会常态化、体制化，所有东西的背后都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即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打破之前，那些所谓深化改革的措施，甚至那些想矫正目前问题的措施都可能被扭曲，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取更多利益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也不行。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扫除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下，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转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
　　
　　我觉得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我们认识社会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就拿目前很棘手的一些问题来说，比如最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果群众的要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如果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如果群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了，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有些人害怕这种连锁反应。再比如土地的问题，征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市场交易的契约上、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的，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解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他人的怎么办。我们之前形成的那些问题，已经使得我们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能用未来的错误做法维持过去的错误做法。所以，我要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建设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之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转型陷阱当中的僵局。从这点来说，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社会的运行中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正处于打破社会僵局的过程中。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表现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这些年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并且社会已经无可奈何，传统的监管措施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长讲一句话，“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我们已经基本用尽，但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民众。美国社会的民众开始介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打破原来的僵局，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会形成一种变革，通过这场变革改变既得利益格局。
　　
　　中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都在讲“温州危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过去一年，我们的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但前些天某银行行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年的业绩之好，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了。一个老板讲，我手下1000人的工厂，一年的利润是100万元，而我老婆在上海买了8套房，挣了3000万元，老婆这8套房子赚的钱够我这间工厂1000人干30年的。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僵局，机制在哪儿？只有社会力量发育壮大了，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
　　
　　建利益均衡机制和基础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有六大问题。
　　
　　问题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们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利益能不能有一个相对的均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利益均衡机制。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问题，讲现代利益关系的时候就说，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如果没有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利益关系很难平衡。
　　
　　问题二：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我们前段时间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结构要具有流动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希望。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仅仅结构是不合理的，更严重的是社会的定型化，定型后人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个渠道提供希望，没有希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问题三：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问题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在人们都在强调社会矛盾多，社会矛盾尖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缺少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问题五：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问题六：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要把社会中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同样意义的最基础的制度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很多问题解决不好，跟我们缺少最基础的制度是有关系的。（作者孙立平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